中国农民的纳税人意识

财政包干的体制，让县乡政府的财政穷的捉襟见肘。胆子大的，背着上级政府，指派各村的干部收费，甚至乱收费。遇到像余兰芳这样的村干部不合作的，乡政府只好亲自征收。

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只挣工分，交公粮是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事情。就像城里的工人那样，上交利润是单位领导的事情，后来利改税，变成交税，但是征税的过程跟工人们依然不直接发生关系。当今的中国乡村的收费，因为土地承包到户，所以要挨家挨户把钱从农民的腰包里扣出来。这个过程，让农民想到了，这本是我的钱，但是我上交给了村里，乡里，县里。这钱是不是该收？如果不该收，我就抵抗，如果该收，我也要弄明白这钱是怎么花的。你村委会，乡政府，花的钱都是我们的。这是典型的纳税人意识。收费越多，这种意识越浓厚。因为有了自己的钱的概念，一部分人消极躲避，但是大部分农民善良而理智地正视这些收费，对于不合理的收费，敢于抵制，对于合理的收费，也关心这些钱是如何开支出去的，要求账目公开，民主理财。这种纳税人的意识，是现实主义民主的基础，而不是浪漫主义民主的幻想。

县乡政府的本意并不是想积极培养中国农民的民主意识，但是过多地收费与乱收费，意外地把中国农户变成了纳税人。加上中国有一部积极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教会了中国农民村级民主的道理。虽然还没有村委会组织法类似的乡政府组织法，但是乡政府的频繁收费，让乡村人认为，你乡长屁股坐的小汽车，是我们大伙的。因此，对乡村政府的一些做法，乡亲们敢于顶撞，敢于过问。不服气的，敢于一层一层上访告状。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农民推举自己的代表竞选人大代表，甚至农民自己亲自参与竞选。

对于公共财政开支的关注与行使赞同或否决的权利，是纳税人的天然意识。因为这些钱是纳税人出的，因此纳税人认为自己有权利发表意见和进行表决。这种关心纳税去向的意识不需要什么民主教育，人人天生就明白。纳税越多的人，对公共财政开支越关心。而纳税越广泛的阶层，也是对公共财政开支越关心的阶层。欧洲历史上民主运动，几乎都是跟纳税有关系。

仔细观察我国众多的农民上访事件，不再是为了吃饱一口饭的问题，而是为了抗争不合理的收费，和维护作为纳税人的权利。他们不再是乞讨皇恩，感恩戴德的草民，而是意识到自己权利的公民。由于中国农民被迫成为中国第一批直接纳税人群体，于是他们也被迫成为中国第一批具有纳税人意识的公民群体，也是最具有现代民主社会公民觉悟的群体。今天村民对村委会的财政的关注超过了城里人对市政府财政的关注。城里人，甚至很多精英分子，他们不上税，或者不知道上税，没有体会过交税的过程，也就没有上税的意识。他们很少用纳税人的头脑来考虑问题。因此用民主社会公民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还没有中国农民的公民意识与公民人格完整。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也告诉我们，文明的社会必定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民主就是公民们努力劳动，创造财富，依法交税，并选举和监督政府如何去花纳税人交上来的钱。在西方，老百姓并不把民主挂在嘴边上，而喜欢说自己是纳税人。纳税人的概念，说明了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也说明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是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但是农民并不是民主政治的负担。欧洲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就是在瑞士农民中诞生的。今天中国农民的纳税人意识的启蒙与发展，告诉我们在农民占多数的中国，仍然有可能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村级民主的实践，虽然困难重重，但是随着农民纳税人的意识觉醒，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适当的时候，应该向乡镇一级和县一级民主发展。中国多一些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就会少一些贪官污吏，就会增加一分社会稳定，就会多一分政治文明。
[2004-7-13初稿][2005-10-25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