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56周年与中国难题

国庆前夕接到网友“北京的农民兄”的留言，让我不由得又想罗嗦几句，借以纪念国庆56周年。如果编制一份人口分布地图，并把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还生活在乡村，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是一家一户式的手工小农业。而在欧洲的乡村地区，在土地上从事耕种的农场工人不到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五，他们用农业机械管理着大面积的现代化农场。而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大中小城市，从事着工业和第三产业。

当前中国的城市与欧洲的城市，差别不是很大，甚至上海超过了汉堡，北京超过了柏林。差别在于乡村。在这里集中了中国主要人口，这些中国人赖以为生的耕地少得可怜，人均两亩左右，北方多一些，南方少一些。即使亩产千斤，两亩地产量总共是一千公斤。粮食平均收购价格是每公斤1.5元。那么一个农民的粮食年收入是1500元，那么这个农民自己不吃饭了？不花钱买化肥农药，运输等等吗？还有各种杂费等等。最后所剩无几，男女农民们处于赤贫状态。这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经济根源。

这个情况大约跟150年前的欧洲乡村差不多，跟100年前的日本乡村差不多。日本现代工业化比欧洲起步晚，但是现在已经追赶了上来。这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一定按照过去别人的时间表，是可以超越的。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进程之中。其速度之快，是欧美日本所不曾有的。工业化冲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强烈的冲动。回顾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基本上也是扫除中国工业化发展障碍，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大办工业的进程。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面，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的确令人敬佩。但是发展之快，不免出现了不平衡，这也是中国这段历史时期最关键的特征。一切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文明演变进程中获得解释。

一方面城市已经到了西方城市现代化的标准，另一方面占中国人口多数的乡村，依旧还很原始。比起30年前，人均土地更少，土地收益更小，于是乡村与城市的差别，中西部农业地区与沿海工业地区的差别，大批廉价的农民工与新兴的资本家阶级的差别，就这样拉出来了。贫富差距一大，于是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来了。这里固然有道德的原因，社会制度的原因，但是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不平衡，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

中国的所谓三农问题是如何破解人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如何破解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的问题，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更不是城市建设占了几亩耕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一条路可走。而这条路的关键也就是土地集约经营的问题，和如何吸收被挤压出来的农业隐形失业人口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确很敏感，历史教科书说土地兼并意味着出现流民，出现流民则意味着造反。农业时代，土地兼并的确制造流民，因为没有新兴的工业吸收这些剩余人口。而工业时代则不同，工业和第三产业不断地吸收农业失业人口，如果按照欧美日本的农业人口比例，我国的这个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从劳动力人口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农业的本质问题，是大量隐形失业的问题。把大量失业人口从乡村那点可怜的耕地里捞出来，给他们找到工作，应该说中国的第一问题，是百年之内的一个长久问题。

中国的近代工业文明，不是从中国农业文明自身出现，而是在沿海地区从西方移植过来。文革之后的经济改革，也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于是沿海地区形成了以出口加工为主，进口原料，出口产品，跟国际市场形成了交换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是跟国内市场，除了使用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联系不太密切。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政府不贬值人民币，沿海出口加工工业遭遇困境。于是积极财政政策被迫出台，以拉动国内市场需求。这个政策，效果十分明显。不仅缓解了出口加工业，也带动了能源，冶金，建材等重工业，遗憾地是首先拉动了城市的内需，忽略了乡村，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别。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被发现，正在得到纠正。

等待沿海工业文明逐步渗透到内地，将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社会冲突的过程。这个过程历史上曾经有过，但是被内地那些没有耐心等待的饥饿的农民们，用革命的手段给打断了。现在中国似乎又回到了60年前的格局，巨大的城乡差别，已经让中西部那些农民失去耐心了。毛泽东重新热起来，就是一个重大的信号。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各级政府，要关心乡村。

也许启动乡村和小城镇基本建设，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切入点。中国乡村和小城镇基础建设与欧洲乡村和小城镇基础建设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中国可以建设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这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它可以吸收农业剩余人口，可以拉动很多产业，从而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让真正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减少下来。乡村和小城镇基本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利用适当的行政手段，将大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缩小一点。因此启动乡村和小城镇基本建设，也许是当前最具有挑战性的政治经济问题。[2005-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