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产品在海外接二连三地遭到反倾销的制裁。据说德国的一些展览会由于德国本地客户的压力,不欢迎中国厂商参加展览会。而因为廉价中国鞋而失业的西班牙制鞋工人,则愤怒地焚烧了中国的鞋品仓库。这些现象是否说明了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是否接近饱和程度了?
假如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对中国来说,无疑不是好消息。因为中国的人口仍然还有60%在乡村务农,耕种着很小很小的土地,存在着大量变相失业人人口,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远远还没有完成。中国穷,穷在传统小农太多。美国只有人口的3%,日本5%,欧洲8%,从事农业,因为人少地多,都实现了现代化农业。所以美日欧洲的农民不穷。
任何一个中国农民都明白,就是粮食产量翻上一倍,也富不起来。要富,只能离开农田去打工。那么现在中国出口产品遭遇抵制,订单短时间不可能增加,那么中国的工业化是否要停滞不前了?中国太多的农民要从狭小的土地上逃出来的梦想是不是就要中断了?停顿,意味着贫穷,只有继续发展,才能消灭贫穷。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选择路口。
中国的近代工业不是面对国内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受海外影响,面向海外加工,而发展起来的。这个发展模式很像日本。在中国的沿海沿江一代,形成了中国的日本地区。而广大的内地农村,很像印度。在中国,日本与印度并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十分巨大。解放前的中国经济格局就是这个样子。印度部分忍受不了了,于是起来造反。现在中国似乎又回到解放前的那个经济格局。一个跟海外市场进行循环的日本工业地区,一个自给自足的印度农业地区,并存于一个大中国之中。
工业区面对着庞大的农业区有点望洋兴叹。农民们没有钱。土地这么少,除了自己吃的,剩不了多少粮食用于出售,即使出售了,还要缴纳各种费用,剩不了多少钱。农民说,只有进城打工才能挣钱。而工厂老板们认为,只有农民开始购买东西,有了市场,才能吸引农民进城打工。如何让中国内部的日本与印度互动起来,这是应该研究的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坚持大国风范不贬值人民币,出口加工业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比今天在世界上受到抵制还要严重。中国政府被迫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推翻滥发货币的国民党政府之后,首次采用通货膨胀政策。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公共工程开支,以金融银行为辅助的城市住房和汽车贷款,双头并进。中国经济迅速走出困境。中国的城市奇迹般地,不到几年工夫,就跨进了现代化的世纪。
遗憾地是城乡差别又扩大了。乡村的干部急于利用手中的权力,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跟城里人一致,于是就早成了乡村内部的巨大的贫富差距,社会问题严重了,广大乡村地区流露出不满。但是这次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是巨大的,是成功的。经济学上,这大约是凯恩斯主义。美国,德国历史上曾经遇到严重的困境,就是运用凯恩斯主义走出困境的。
中国现在需要政府干预,让工业区与农业区互动起来。这个结合点,在于小城镇的公共工程建设,首先是铁路支线,公路网,内河港口,电力通讯,民用燃料供应系统,医院,学校,电影院体育场等公共娱乐设施等等。而这些基本建设,不要搞大机械化,要多用人工。吸引一个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比补贴农民种粮食更重要。让农民变成建设工人,手里有了钱,可以购买更多的工业品,让工厂有了国内的订单,再吸收更多的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200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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