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开了一个评论专题，叫做《我们为什么骂林毅夫》，罗列了林毅夫两大罪状，一个是他说个人所得税改革不要带仇富心理，另外一个他说中国贫富差距关键是穷人太穷。我看了跟贴的评论，确实批评他的很多，恶毒谩骂他的也不少。
而在这个专题上，聪明的编辑把林毅夫教授的帮助穷人致富的中国新农村建设理论，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一番。林毅夫教授认为，要运用政府干预手段，投资农村基本建设，一是可以给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逐步减少耕地上的农民，二是可以拉动中国的内需，让中国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我认为林教授的政策建议很不错。在德国，如果你走进任何一家百货商场，都会看到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而德国本地的失业率则创下二战之后历史新纪录。据说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都出现类似的情况。欧洲现在开始用反倾销手段抵制中国商品，用以维护社会的稳定。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出口商品将告别高速增长的美好时代，将要进入了一个缓慢增长的阶段。
虽然中国制造的商品占领了大部分西方消费品市场，但是中国的13亿人口，仍然还有60%生活在乡村，在人均不到两亩耕地上，过着传统小农经济生活。人均不到两亩的耕地，除了自己吃的，能够出售的商品粮换不来几个钱。这是中国农民贫穷的根源。即使在发达的美国和西欧，如果你让那里的农民也是一个人耕种两亩土地，同样会出现中国那样的三农问题。只有把有限的耕地上的多余农民捞出来，推到工业和第三产业上去，才是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出路。
怎样实现呢？依靠对外加工的订单，扩大生产，逐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吗？这个吸引力已经接近饱和了。那么启动内需，应该是唯一的选择。前不久美国财长访问中国，磋商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的时候，也建议中国要少存钱多花钱的启动内需政策。我相信这个建议是开明的，不是阴谋。林毅夫教授的理论比美国财长的建议提出要早很多。他建议从农村的公共服务基本建设开始启动中国的内需，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萧条。也许还有比林毅夫更好的理论。但是，林毅夫把目光盯在消除中国城乡差别这个最大的贫富差别上，我认为他是有良心的。
审查一下富人的钱是不是好来的，然后把他们的钱拿过来，分给穷人，这是经济学家做的事吗？这是政治家要做的事情。让人富起来，是经济学家做的事情。而林毅夫选择了如何让穷人富起来这个难题。而让富人穷下来，无论如何不是经济学家做的事情。我们不要苛求经济学家林毅夫。
当然林毅夫教授的言论的确有些偏激，容易让人们误解。但是大家冷静下来，好好看看林毅夫到底在想什么，就不会骂他了。有一个网友写了这样一段话：本来也想来骂林毅夫，但是进来一看，发现他说的挺有道理。其实，我也是这种感受。
社会存在着不公平，的确需要斗争，公平是斗争出来的。欧美劳动阶级的高收入，也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罢工斗争出来的。但那是工会的事情。真的不是经济学家的事情。经济学家可以表白自己的态度。应该允许经济学家像马克思那样支持穷人起来斗争，也应该允许经济学家像基督徒那样，教导人们看见别人的好房子和肥驴，不要眼红。不要因为经济学家的一两句话就上纲上线。看到评论中的那些谩骂，我在想，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林毅夫的小命一定完蛋了。不要啊，宽容一些吧！[2005-10-28]
Friday, October 28, 2005
Tuesday, October 25, 2005
中国农民的纳税人意识
财政包干的体制，让县乡政府的财政穷的捉襟见肘。胆子大的，背着上级政府，指派各村的干部收费，甚至乱收费。遇到像余兰芳这样的村干部不合作的，乡政府只好亲自征收。
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只挣工分，交公粮是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事情。就像城里的工人那样，上交利润是单位领导的事情，后来利改税，变成交税，但是征税的过程跟工人们依然不直接发生关系。当今的中国乡村的收费，因为土地承包到户，所以要挨家挨户把钱从农民的腰包里扣出来。这个过程，让农民想到了，这本是我的钱，但是我上交给了村里，乡里，县里。这钱是不是该收？如果不该收，我就抵抗，如果该收，我也要弄明白这钱是怎么花的。你村委会，乡政府，花的钱都是我们的。这是典型的纳税人意识。收费越多，这种意识越浓厚。因为有了自己的钱的概念，一部分人消极躲避，但是大部分农民善良而理智地正视这些收费，对于不合理的收费，敢于抵制，对于合理的收费，也关心这些钱是如何开支出去的，要求账目公开，民主理财。这种纳税人的意识，是现实主义民主的基础，而不是浪漫主义民主的幻想。
县乡政府的本意并不是想积极培养中国农民的民主意识，但是过多地收费与乱收费，意外地把中国农户变成了纳税人。加上中国有一部积极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教会了中国农民村级民主的道理。虽然还没有村委会组织法类似的乡政府组织法，但是乡政府的频繁收费，让乡村人认为，你乡长屁股坐的小汽车，是我们大伙的。因此，对乡村政府的一些做法，乡亲们敢于顶撞，敢于过问。不服气的，敢于一层一层上访告状。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农民推举自己的代表竞选人大代表，甚至农民自己亲自参与竞选。
对于公共财政开支的关注与行使赞同或否决的权利，是纳税人的天然意识。因为这些钱是纳税人出的，因此纳税人认为自己有权利发表意见和进行表决。这种关心纳税去向的意识不需要什么民主教育，人人天生就明白。纳税越多的人，对公共财政开支越关心。而纳税越广泛的阶层，也是对公共财政开支越关心的阶层。欧洲历史上民主运动，几乎都是跟纳税有关系。
仔细观察我国众多的农民上访事件，不再是为了吃饱一口饭的问题，而是为了抗争不合理的收费，和维护作为纳税人的权利。他们不再是乞讨皇恩，感恩戴德的草民，而是意识到自己权利的公民。由于中国农民被迫成为中国第一批直接纳税人群体，于是他们也被迫成为中国第一批具有纳税人意识的公民群体，也是最具有现代民主社会公民觉悟的群体。今天村民对村委会的财政的关注超过了城里人对市政府财政的关注。城里人，甚至很多精英分子，他们不上税，或者不知道上税，没有体会过交税的过程，也就没有上税的意识。他们很少用纳税人的头脑来考虑问题。因此用民主社会公民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还没有中国农民的公民意识与公民人格完整。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也告诉我们，文明的社会必定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民主就是公民们努力劳动，创造财富，依法交税，并选举和监督政府如何去花纳税人交上来的钱。在西方，老百姓并不把民主挂在嘴边上，而喜欢说自己是纳税人。纳税人的概念，说明了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也说明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是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但是农民并不是民主政治的负担。欧洲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就是在瑞士农民中诞生的。今天中国农民的纳税人意识的启蒙与发展，告诉我们在农民占多数的中国，仍然有可能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村级民主的实践，虽然困难重重，但是随着农民纳税人的意识觉醒，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适当的时候，应该向乡镇一级和县一级民主发展。中国多一些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就会少一些贪官污吏，就会增加一分社会稳定，就会多一分政治文明。
[2004-7-13初稿][2005-10-25修改]
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只挣工分，交公粮是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事情。就像城里的工人那样，上交利润是单位领导的事情，后来利改税，变成交税，但是征税的过程跟工人们依然不直接发生关系。当今的中国乡村的收费，因为土地承包到户，所以要挨家挨户把钱从农民的腰包里扣出来。这个过程，让农民想到了，这本是我的钱，但是我上交给了村里，乡里，县里。这钱是不是该收？如果不该收，我就抵抗，如果该收，我也要弄明白这钱是怎么花的。你村委会，乡政府，花的钱都是我们的。这是典型的纳税人意识。收费越多，这种意识越浓厚。因为有了自己的钱的概念，一部分人消极躲避，但是大部分农民善良而理智地正视这些收费，对于不合理的收费，敢于抵制，对于合理的收费，也关心这些钱是如何开支出去的，要求账目公开，民主理财。这种纳税人的意识，是现实主义民主的基础，而不是浪漫主义民主的幻想。
县乡政府的本意并不是想积极培养中国农民的民主意识，但是过多地收费与乱收费，意外地把中国农户变成了纳税人。加上中国有一部积极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教会了中国农民村级民主的道理。虽然还没有村委会组织法类似的乡政府组织法，但是乡政府的频繁收费，让乡村人认为，你乡长屁股坐的小汽车，是我们大伙的。因此，对乡村政府的一些做法，乡亲们敢于顶撞，敢于过问。不服气的，敢于一层一层上访告状。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农民推举自己的代表竞选人大代表，甚至农民自己亲自参与竞选。
对于公共财政开支的关注与行使赞同或否决的权利，是纳税人的天然意识。因为这些钱是纳税人出的，因此纳税人认为自己有权利发表意见和进行表决。这种关心纳税去向的意识不需要什么民主教育，人人天生就明白。纳税越多的人，对公共财政开支越关心。而纳税越广泛的阶层，也是对公共财政开支越关心的阶层。欧洲历史上民主运动，几乎都是跟纳税有关系。
仔细观察我国众多的农民上访事件，不再是为了吃饱一口饭的问题，而是为了抗争不合理的收费，和维护作为纳税人的权利。他们不再是乞讨皇恩，感恩戴德的草民，而是意识到自己权利的公民。由于中国农民被迫成为中国第一批直接纳税人群体，于是他们也被迫成为中国第一批具有纳税人意识的公民群体，也是最具有现代民主社会公民觉悟的群体。今天村民对村委会的财政的关注超过了城里人对市政府财政的关注。城里人，甚至很多精英分子，他们不上税，或者不知道上税，没有体会过交税的过程，也就没有上税的意识。他们很少用纳税人的头脑来考虑问题。因此用民主社会公民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还没有中国农民的公民意识与公民人格完整。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也告诉我们，文明的社会必定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民主就是公民们努力劳动，创造财富，依法交税，并选举和监督政府如何去花纳税人交上来的钱。在西方，老百姓并不把民主挂在嘴边上，而喜欢说自己是纳税人。纳税人的概念，说明了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也说明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是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但是农民并不是民主政治的负担。欧洲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就是在瑞士农民中诞生的。今天中国农民的纳税人意识的启蒙与发展，告诉我们在农民占多数的中国，仍然有可能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村级民主的实践，虽然困难重重，但是随着农民纳税人的意识觉醒，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适当的时候，应该向乡镇一级和县一级民主发展。中国多一些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就会少一些贪官污吏，就会增加一分社会稳定，就会多一分政治文明。
[2004-7-13初稿][2005-10-25修改]
Saturday, October 15, 2005
读问鞠女士贴有感
读问鞠女士贴有感
读了问鞠女士的《中国农民为啥活的如此艰难》一贴，深有感触。这的确是中国现实的一个大问题。中国农民人均土地两亩，北方多一些，南方少一些。即使亩产千斤，两亩地产量总共是一千公斤。粮食平均收购价格是每公斤1.5元。那么一个农民的粮食年收入是1500元，那么这个农民自己不吃饭了？不用化肥，农药，运输等等吗？还有各种杂费等等。最后所剩无几，能不贫穷吗？
但是，中国农民为啥活的如此艰难这个问题，如果拿到浙江乡村去问，可能就没有这么严重。如果拿到温州乡村去问，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复杂，就看看中国不同地方的乡村现状，就可以弄明白。即便是遥远偏僻的西部，有点见识的村长都会说，我们这里人多地少，没有工业，所以穷呗。有点钱的家庭，都是有本事去外边打工挣回来的。这是一个朴素的解答，是理解中国农民，农业，乡村问题的钥匙。
中国农民穷，根本的原因是务农的人多，而可耕土地资源少。历史上英国，德国，日本的农民，也都经历这样的贫穷阶段，甚至比中国的农民还穷。但是工业化之后，农民向工业转移，农民人口大大减少，农民实际人均耕地比例大大增加。加上政府有能力用工业化的财政盈余来补贴农业，于是这些国家消除了农民贫困的问题。同样，中国浙江温州的农民，自发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成为中国首先基本消除了农民贫穷的社会问题。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摆脱贫穷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当然对于工业化不能简单理解，非要在村里办个工厂不可。农村走出来到城里打工，就是工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农民出来打工，现在已经得到社会共识。但是对于留下来继续务农的人们来说，还有没有什么积极的办法，目前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这个问题集中在土地的规模问题上。一派主张维持土地政策现状，让每个农民都有土地，不能制造没有土地的流民。否则就会社会动乱。这一派比较保守稳健。
另一派主张积极引导农业现代化，解开土地规模化的束缚，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为工业开辟农业市场，进一步吸收农业剩余人口。并配套改革全民社会保险制度，消除没有土地的犹豫。
这派之间又分出两派，一派是人民公社回归派，主张土地公有制，另一派最大胆，说人民公社会导致腐败，没有效率，唯一的选择就是逐步实现农业土地私有化，适度引导土地兼并，积极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同时还可以积极推进本地的第三产业化。
三派各有各的道理，都是为了中国好。我主张哪里条件成熟了，就实行哪种政策。我反对中国一刀切管理模式。中国那么大，各地发展不平衡，怎么能够一刀切的过来呢？过去的历史上，很多灾难都是一刀切政策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中央集权造成的。
中国的问题，兴也农民，败也农民。不可不重视。感谢问鞠女士的启发。[2005-9-24]
读了问鞠女士的《中国农民为啥活的如此艰难》一贴，深有感触。这的确是中国现实的一个大问题。中国农民人均土地两亩，北方多一些，南方少一些。即使亩产千斤，两亩地产量总共是一千公斤。粮食平均收购价格是每公斤1.5元。那么一个农民的粮食年收入是1500元，那么这个农民自己不吃饭了？不用化肥，农药，运输等等吗？还有各种杂费等等。最后所剩无几，能不贫穷吗？
但是，中国农民为啥活的如此艰难这个问题，如果拿到浙江乡村去问，可能就没有这么严重。如果拿到温州乡村去问，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复杂，就看看中国不同地方的乡村现状，就可以弄明白。即便是遥远偏僻的西部，有点见识的村长都会说，我们这里人多地少，没有工业，所以穷呗。有点钱的家庭，都是有本事去外边打工挣回来的。这是一个朴素的解答，是理解中国农民，农业，乡村问题的钥匙。
中国农民穷，根本的原因是务农的人多，而可耕土地资源少。历史上英国，德国，日本的农民，也都经历这样的贫穷阶段，甚至比中国的农民还穷。但是工业化之后，农民向工业转移，农民人口大大减少，农民实际人均耕地比例大大增加。加上政府有能力用工业化的财政盈余来补贴农业，于是这些国家消除了农民贫困的问题。同样，中国浙江温州的农民，自发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成为中国首先基本消除了农民贫穷的社会问题。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摆脱贫穷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当然对于工业化不能简单理解，非要在村里办个工厂不可。农村走出来到城里打工，就是工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农民出来打工，现在已经得到社会共识。但是对于留下来继续务农的人们来说，还有没有什么积极的办法，目前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这个问题集中在土地的规模问题上。一派主张维持土地政策现状，让每个农民都有土地，不能制造没有土地的流民。否则就会社会动乱。这一派比较保守稳健。
另一派主张积极引导农业现代化，解开土地规模化的束缚，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为工业开辟农业市场，进一步吸收农业剩余人口。并配套改革全民社会保险制度，消除没有土地的犹豫。
这派之间又分出两派，一派是人民公社回归派，主张土地公有制，另一派最大胆，说人民公社会导致腐败，没有效率，唯一的选择就是逐步实现农业土地私有化，适度引导土地兼并，积极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同时还可以积极推进本地的第三产业化。
三派各有各的道理，都是为了中国好。我主张哪里条件成熟了，就实行哪种政策。我反对中国一刀切管理模式。中国那么大，各地发展不平衡，怎么能够一刀切的过来呢？过去的历史上，很多灾难都是一刀切政策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中央集权造成的。
中国的问题，兴也农民，败也农民。不可不重视。感谢问鞠女士的启发。[2005-9-24]
抓住“虚无”
我在基督教洋人面前，总是维护中国的儒教， 但是就像洋人不会用《圣经》代替宪法一样，我也反对儒教干预政治。儒教应当是宗教，应该把政治交给宪法去管。儒教参与世俗政治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宪法 不是民俗，属于科学，不分东西，不分中外。用民族主义思想来干预宪法政治的建设，是绝对愚蠢的事情。前不久看过蒋庆先生的一篇文章《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 治的发展方向》[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wdzzsdjzgzzdfzfxjqdwdzz.htm]，文章开宗明义地说“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这是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应有之义。”这个出发点，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危险在哪里？那就是开历史倒车。
西方人在历史上的确做过很多对不起中国人的 事，例如第一仗就是因为英国人向中国武装贩毒而引起的。似乎也没有哪个英国首相向中国人道歉过。至今想起来心里还是一口恶气。然而，即便我们顽固地认为宪 法政治是从西方来的，我们就是不能用，那么儒家也不一定是治国的唯一选择。还有道家，墨家等等，他们都是中国本土的传统思想。
儒家讲“治国”而且还要“平天下”，讲究有 作为。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道家的理论似乎比儒家的理论消极一些，特别是那些热血分子不好理解。什么是无为？老子说“虚无清静，自 然无为”。什么是虚无？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告诉我们虚无是“有”的反面，也就是“实在”的反 面。
举例说，鼓点的声音属于“实在”，两个鼓点 声音之间的间隔就是“虚无”。我们听到的是鼓点，但是如果没有中间的那个虚无，鼓点也不存在，它将是一个不中断的声音，这种声音让人连续听半个小时，就可 以导致发疯。生活当中到处都是虚无与实在的结合体。两个白天之间的夜晚，也是虚无。白天工作，夜晚就要休息。老子认为一个“愚”的人会按照自然的规律去生 活，而一个“知”的人，就想有作为，去追求“实在”的东西，而忽视了“虚无”，这样就打破了虚无与实在的平衡，造成痛苦和灾难。追求“实在”，忽视“虚 无”，是人类最容易犯的错误，老子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提出“无为而治”，让虚无与实在平衡，达到无不为的境界。
中国自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直到1978年 的邓小平的改革，是一个革命的有作为的时代，老百姓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邓小平明智地结束了这场“作为”时代，转入“无为”时代，对外减少对抗，实行了 大裁军，也不充当老大，减少了外援，对内停止了阶级斗争，转为“发家致富”，他自己也是一个打打桥牌，领着孙女种树的逍遥老人形象。他是提出过，允许一些 人先富裕起来，但是他还有后面半句话，那就是“带领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现在第一步似乎已经实现了，出现了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如果邓老人还在，那 应该走第二步，那就是如何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
可是，我们目前感觉到，一些人不太关心如何 帮助穷人共同富裕起来，而做起“大国梦”来，主张想要像汉武帝那样，有些作为，我看这是中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毒，头脑发热。中国能不能平天下，那是一 个顺其自然的事情，平则平，不平则不平，不是你想平就能平的。中国现在依然没有休养生息好，很多穷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尽管这跟平天下比起来，是一件小 事，但是解决了这个“无为”小事，才能自然而然地到达解决大事的境界。[2005-9-25]
乡村公共消费与就业
解放前中国乡村平均4亩地一个农民，现在是4亩地两个农民。现在同过去相比，每两个农民其中的一个是多余的，也就是说在农业劳动力人口中，存在着高达50%的失业率。这是中国乡村现状。解放初期农业人口占全人口比例90%。现在虽然下降到70%， 但是乡村人口绝对值还是比过去增加，因此出现了上述农业劳动资源恶化的情况。不用任何经济学家说什么大理论，任何一个来自中国乡村的人，都明白，靠村里那 点土地种地致富，是不可能的。要想摆脱贫穷，只有进城工作，或者把工厂办到自己的村里来。也就是非农业化。如果凭种地致富的话，绝不能够一个人种两亩地， 而至少是二十亩，甚至而二百亩。也就是说要减少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
当然不可能每个村子都搬去一个工厂，因此乡下人进城寻求工作，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潮流。这个进程，也就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的进程。值得研究的是，能不能加速这个进程，或者至少是避免阻碍这个进程。
首先要端正关于就业人口的认识。我国历来统计失业率把农业户口排除在外。这掩盖了中国严重的失业率的真相，而且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承认农业失业人口问题，没有什么可丢脸的，只能为制定就业政策提供一个真实背景资料，而不是现在这样虚假的资料。
其次，要继续为农业剩余人口向沿海新兴产业 区和老城市第三产业的流动扫清障碍。沿海的工厂，和大中城市的第三产业是改革以来吸收农业剩余人口的主要地区，积累了新移民管理的很多宝贵经验。但是预计 很快到达饱和状态。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中城市人满为患，社会治安恶化，以及海外市场以反倾销为名，抵制我国的廉价出口商品以来，大城市和沿海出口加工 工业区对新劳动力的需求会日益减少。
第三，假如政府不进行适当的干预，中国很可 能形成一个沿海像日本，内地像印度的分割状态。这个结构是导致社会动乱的结构。政府要关心乡村，关心乡下人，关心农业。最大的关心就应该像摩西带领以色列 人出埃及那样，带领乡下人走出乡村。我们刚才分析了传统的大中城市和沿海对外产业区已经接近饱和。那么往哪里带？就是中国的中小城镇，要主动制造以中小城 镇基本建设为中心的国内需求市场。
启动这个进程，应该从中小城市的公共设施基 本建设这个环节开始，紧密考虑就业问题，把有限的政府投资用来雇佣大量人力，而不是去购买昂贵的外国机器。围绕着这些基本建设，会带动一系列行业，吸引一 批农业剩余人口。当然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要搞一刀切，搞遍地开花，那里条件成熟了，那里在开始。
公共设置基本建设如果要排一个轻重缓急秩序的话，那就是乡镇间标准等级公路，乡极初等教育设施，县级中等教育设施，县级卫生保健设置，民用炊事燃料供应系统，民用取暖供应系统。这些设施的规划，招标要有政府来管理，但是建设要发给民间。
国家货币政策适度积极一些，政府财政和金融银行要支持这些建设，这些建设会一环又一环带动整个中国市场的活跃，最终让中国成为一个国际国内市场平衡的市场经济系统，城乡差别得以缩小，社会趋于稳定。[2005-10-3]
[全民所有]与[国有]的差异
如果翻阅解放前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钢铁公 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复兴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等乱七八糟，在各行各业内中打着国家名义的公司。这些公司在自己的领域内实行垄断政 策，排挤和压制民间私营公司，夺取惊人的暴利。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没有人认为这些公司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公司，而是吃人的老虎，是国民党一家之公司。而广 大的国民党基层党员也认为这些公司跟他们没有关系，因为事实也是如此，这些垄断公司是国民党上层四大家族的公司。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指出，这些垄断公司是官僚资本，属于官僚资产阶级，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并庄严地宣布，要推翻这座大山。这个从穷乡僻壤的延安传出来的气壮山河的口号，得到了城乡人民大众的拥护。1949年，无数的穷人和无数的勤劳辛苦的小财主们走上街头，含着热泪，发自内心地，欢迎共产党这支千古仁义之师，迎来了解放。
解放之后，新中国没收了官僚资本，为了与过 去所谓的国有经济区分出来，加上了“人民”二字。解放初期，计委的一个小干部为中央起草国民经济报告。计委的一个大干部，把“国民”二字，改成了“人民” 二字。理由是国民二字会让人们想起国民党。后来这个报告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恩来对那个大干部做了解释，才改回到国民经济报告。可惜这个可爱的，文化不 太高的大干部的名字，现在无从可考。
后来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小财主们的财 产也被以温和的方式公私合营了。从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中国消失了。后来中国的发展历史，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这种制度不能带来发展效率，在西方 资本主义面前，这种僵化的社会主义衰退了下来。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一个觉悟的国家，开始了比较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同当年欢迎解放军进城一样，人们欢 迎这场伟大的经济改革。
然而是坚持公平道德地发展，还是自私自利地 野蛮地发展，成为欢迎这场经济改革人们的分野。弱者希望坚持公平道德地发展。而强者占据着有利地位，自然喜欢自私自利地野蛮发展。权力层上，发展出来一批 打着国家名义的新官僚资本集团，社会的底层，也杀出来一批黑社会半黑社会性质的家族私人经济集团，而大部分遵守人间公平友爱的美好道德的柔弱人们，夹在上 下两个集团中间，喘不过气来。
精英们也分化出不同的集团。少数顽固不化， 坚持改革前的一切都是好的，而大部分赞成改革。就像赞成改革的人们有分化一样，主张改革的精英们也分成了主张公平优先和主张效率优先两大流派。而在主张效 率优先这派中，又分成代表官僚资本经济一派，和代表私人经济强力集团的一派。在就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上，精英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同时，官方的意识形态 也在悄悄地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国有经济”一词代替了“全民所有制经济”一词。
如果你翻开文革前的政治经济教科书，上面都 写着社会主义经济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个部分组成。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里面的小商业合作社，小手工业合作社等属于集体所有制。除此之外，基 本上是属于全民所有制。虽然全民所有制不可能由全体人民来管理，但是还有一个让人民感到温暖的名字。而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地变成了“国有经济”。
我相信，如果我们问一个国有经济领导人，国 有经济与全民所有制经济有什么区别？估计他一定会说，性质是一样的。我们又会问，既然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你们把行业垄断起来，不让人民共同竞争发展？为什 么你们自己关起门来偷偷分配如此高的暴利，你们经过全民允许了吗？你们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吗？如果人民管不了这些国有经济，而这些所谓国有经济成 了人民的对立面，发展绊脚石，贫富差距的来源之一，那么这样的国有经济，就是官僚资本，享受着官僚资本利益并且顽固地维护这些利益的人，就是官僚资产阶 级。
为什么中国一定能赶上日本
看了《日本人为何说“中国不配做日本的对手”？》一贴，真是有点窜火，这个日本人带着种族主义的口吻，恶意地伤害中国人，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我见到他，先要不拘礼节地暴打他一顿，然后让他坐下来，好好地论道一番。
日本是个近陆岛国，与英国类似。在农业时代 的欧洲，岛国的英国最先感受人多地少的压力，因此英国的对外贸易和掠夺的动力，也就比别的国家强烈。英国跟大陆霸权法国，打了近百年的战争。跟海上霸权西 班牙也发生过战争。跟大陆的后起之秀德国也发生过战争。然而掠夺战争毕竟要付出生命代价，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发展贸易。大批的贸易订单，催生了近代工业 化，和政治民主化，英国在欧洲首先成为一个民主的工业强国。那个时候英国人也骄傲，认为欧洲大陆永远赶不上他们。
然而科学技术，金融资本，民主政治，不像土 地那样不可以移动，而是可以流动的。欧洲大陆的国家，随后也开始了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拿德国来说，国情有点跟中国相似，人口众多，资源有限。但是德国历 史上重视教育，具有迅速接受现代化的智力基础。虽然进入工业化时代比英国晚许多年，但是一旦掌握了现代工业技术，众多的人口，就显示出了优势。人口的优 势，让德国工业的分工合作更加充分，而人口的优势和国土面积大的优势，也为工业产品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国内市场依托。例如德国的铁路建设规模，比英国大的 多，一个小订单下来，就等于英国的大订单。而一个新兴的工业产品，单单为满足德国本国市场，就需要相当大的生产规模，刺激了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德国的工业 化是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时候完成的。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已经跟英国旗鼓相当了。
到了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经济已经超过了 英国。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的命运就是投降。战后，德国西部的政治体制得到了彻底改造，焕发出更大的经济能量，成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而孤岛英国，却 落在了后面。后来德国东部也统一过来，就更加奠定了德国经济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而欧洲大陆上的法国，意大利，也都先后超过了英国，连发展最晚的西班牙，也 飞快地赶了上来。100多年前的欧洲大陆，到处都是富有的英国人在旅游。而现在呢，英国的足球流氓，成为欧洲大陆上最让人讨厌的人。
日本跟中国正在重复英国和德国的故事。中国 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依托，大规模的生产，降低了成本，使中国制造的产品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国的产品也飞快地升级换代，从草帽到服装鞋袜，从五 金小工具到小型机械，从收音机到电脑，从汽车配件到整个汽车，是在短短地三十多年间追赶上来的。这些迹象无疑地标明了中国经济迟早要追赶上日本。
在德国贫穷的年代，德国的年轻人甚至到外国 去当雇佣军，互相残杀。在英国人眼里看来，德国人是土包子。当德国的初级工业产品刚刚进入英国的时候，英国海关要求德国产品要注明德国制造，以便同英国的 高质量产品区分开来。结果呢，若干年之后，德国制造反而成了优质产品的代名词。今天的德国人，没有人敢歧视他们，也没有理由歧视他们。
不要退，要前进
1764年，英国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提高了纺纱效率。5年之后的1769年就出现了首例工人捣毁珍妮纺纱机的事件。1779年英国兰开夏地区爆发了八万人规模的捣毁机器运动，随即遭到政府严厉的镇压。1769年瓦特根据前人的成果，成功发明了单向蒸汽机，1782年又制造出双向蒸汽机。蒸汽机的出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但是到了1811年，英国爆发了大规模捣毁机器的运动，据说第一个出手捣毁机器的工人叫卢德，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作卢德运动。运动的结果是17名工人被绞死，无数工人被捕，然后发配到澳大利亚。1813年英国政府专门颁布《捣毁机器惩治法》，其中规定可用死刑予以惩罚。
这段历史耐人寻味。机器的发明，提高了劳动 效率，本来是一个进步。如果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当时的英国失业工人不得不用肚子来考虑问题，认为机器夺走 了他们的饭碗，对机器恨之入骨。资本家同样也是用肚子来考虑问题，机器降低了对人工的需求，节省了工资成本，增加了资本家的利润。他们要维护机器的使用。 当时英国正在跟法国交战，战争需要效率，因此政府占在机器一边，也就是等于占在资本家一边。幸运的是战争拉动了重工业的需求，军舰的订单，让一部分在纺织 业失业的工人，在造船厂，炼钢厂，煤矿找到了工作。另一部分人也在其他第三产业找到了工作。我不是在这里鼓吹战争。战争实际上也属于第三产业。世界上没有 战争最好。可以用战争经费来筑路，修桥，改善公共设施等等许多做不完的事情。
对于任何一项新生事物，科学技术也好，社会 改革措施也好，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自己的肚子来衡量这项新生事物对自己是否有利，有利赞成之，不利则反对之。这是历史规律。然而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 未必穷人阶级的看法就是代表历史进步的。捣毁机器显然就不是进步的。穷人阶级很无辜，这项进步竟然让他们首先付出代价，令人同情。但是历史证明，禁止了捣 毁机器，才避免了历史倒退。
今天的中国为了经济发展，进行了经济体制改 革，过去的大锅饭被打破了。一部分工人失业了。这的确很痛苦。如果落在我的头上，我也会很痛苦。但是不打破大锅饭，中国的确无法进步。这个痛苦过程无法避 免。然而，国家管理者也并不是无可作为。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应该是政府的头等大事。
中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不是没有可能。就把中 国的农村跟西欧的农村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中国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人去做，而不像西欧那样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西欧的农村已经实现了公共设施现代化。上 水，下水，电力，通讯，燃料管道，乡村标准化公路，环境卫生管理等等，都跟城市一个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中国要是建设起来，就需要很多人力，本来中国人力 多余。当然也需要很多材料，这还可以拉动材料工业。如果中国材料资源不足，还可以从国外购买。中国现在有能力从国外购买材料，经过几十年的来料加工，中国 攒下几千亿美元外汇。没有必要像老地主那样把钱藏在床底下，偷偷地乐。要用起来。你买人家东西，人家才愿意买你的东西。看到前不久有人喊中国经济过热，钢 铁厂也下马了。如果光看上海北京那几个小地方拥挤的大楼，你可能觉得过热，但是到中国的乡下去看看，热在哪里？再上几个钢铁厂也不够嘛。说电不够，早干什 么去了？看看国家电力公司领导层那些酒囊饭袋，真让老百姓寒心。[2005-9-22]
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操心
前几天社会民主党的施罗德让位于基民盟的默克尔女士，一位德国朋友说，谁上台都一样，德国的失业率不是施罗德造成的，是因为中国工人抢了德国工人的饭碗。我的一个邻居始终跟我埋怨说，德国的汽油涨价，都是因为中国人把世界石油价格买高了。中国落后的时候，一些西方人很同情中国。但是中国人进步了，经济发展了，一些西方人又有点妒忌埋怨中国。说西方产生了“中国威胁论”，这个我相信。
我曾写过一个贴子，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1900年占领北京的八国联军，没有给中国制造一个民主政府？显然，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愚蠢地希望中国民主起来，强大起来。他们只是要求中国经济开放就够了。只要你经济开放，政治上是否独裁，他们就不太关心了。就像西方并不为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而兴奋一样。他们本能地希望俄罗斯落后下去，不要超过他们。我手头上有一本澳大利亚Lonely Planet出版社2003年版的《欧洲旅游手册》，在这本书里，包括了原东欧的波兰，包括了尚未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但是不包括俄罗斯，好像俄罗斯不是欧洲国家。这代表了不少西方人的思想。1991年，前苏联解体，俄罗斯彻底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发现，俄罗斯并没有溶入资本主义西方大家庭，西方人仍然不带俄罗斯一起玩。
我觉得，中国就是变成了民主制度国家，西方也未必带中国玩。因为西方人本能地不希望自己的领先地位被中国超过。说西方有一股势力，策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这个我不相信。实际上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民主不民主，不感兴趣。如果说西方人对中国的政治感兴趣的话，那就是希望中国回到愚昧的皇帝时代，让中国永远落后下去。当然话不能说得这么绝对，具有全人类良知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但这是少数，没有几张选票。
不错，二战之后，美国把战败国日本和西德改造成了民主国家。但是当时没有虎视眈眈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美国会热衷于把日本和西德改造成民主国家吗？这就很难说了。1972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极端共产主义的国家，但是美国总统尼克松飞到了北京，跟中国建立了政治联系。不过他不是来推销民主的，而是为了拉中国一起反对苏联的。那个时候中美关系，要比现在好，尽管现在的中国比那个时候的中国民主得多。
这些事情提醒我们，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跟社会制度无关。一个对内民主的国家，未必是一个对外民主的国家。当然意识形态会影响国与国的关系，但是民族利益始终是排在最前面的。美国总统首先考虑的是美国国家利益。因为美国总统的选票是来自美国，而不是其他别的地方。
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中国人自己不着急，外国人更不着急。但是现在似乎有一个论调，那就是西方人着急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推广到中国来，于是中国就出来一些人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加以抵制。持这种论调的人，要不就是没有头脑，要不就是别有用心，为了自己那点小利益，宁可牺牲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
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与政治上的进步分不开的。但是中国仅仅经济上开放还是不够的，晚清和民国也是一个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时代，但是后来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被毛泽东形容为三座大山，最后导致中国暴力革命。流血总是不幸的。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中国现在需要公平，公正，民族利益优先，这些都需要政治上的进步，才能够完成。[2005-10-14]
我曾写过一个贴子，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1900年占领北京的八国联军，没有给中国制造一个民主政府？显然，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愚蠢地希望中国民主起来，强大起来。他们只是要求中国经济开放就够了。只要你经济开放，政治上是否独裁，他们就不太关心了。就像西方并不为俄罗斯复辟资本主义而兴奋一样。他们本能地希望俄罗斯落后下去，不要超过他们。我手头上有一本澳大利亚Lonely Planet出版社2003年版的《欧洲旅游手册》，在这本书里，包括了原东欧的波兰，包括了尚未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但是不包括俄罗斯，好像俄罗斯不是欧洲国家。这代表了不少西方人的思想。1991年，前苏联解体，俄罗斯彻底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发现，俄罗斯并没有溶入资本主义西方大家庭，西方人仍然不带俄罗斯一起玩。
我觉得，中国就是变成了民主制度国家，西方也未必带中国玩。因为西方人本能地不希望自己的领先地位被中国超过。说西方有一股势力，策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这个我不相信。实际上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民主不民主，不感兴趣。如果说西方人对中国的政治感兴趣的话，那就是希望中国回到愚昧的皇帝时代，让中国永远落后下去。当然话不能说得这么绝对，具有全人类良知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但这是少数，没有几张选票。
不错，二战之后，美国把战败国日本和西德改造成了民主国家。但是当时没有虎视眈眈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美国会热衷于把日本和西德改造成民主国家吗？这就很难说了。1972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极端共产主义的国家，但是美国总统尼克松飞到了北京，跟中国建立了政治联系。不过他不是来推销民主的，而是为了拉中国一起反对苏联的。那个时候中美关系，要比现在好，尽管现在的中国比那个时候的中国民主得多。
这些事情提醒我们，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跟社会制度无关。一个对内民主的国家，未必是一个对外民主的国家。当然意识形态会影响国与国的关系，但是民族利益始终是排在最前面的。美国总统首先考虑的是美国国家利益。因为美国总统的选票是来自美国，而不是其他别的地方。
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中国人自己不着急，外国人更不着急。但是现在似乎有一个论调，那就是西方人着急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推广到中国来，于是中国就出来一些人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加以抵制。持这种论调的人，要不就是没有头脑，要不就是别有用心，为了自己那点小利益，宁可牺牲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
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与政治上的进步分不开的。但是中国仅仅经济上开放还是不够的，晚清和民国也是一个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时代，但是后来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被毛泽东形容为三座大山，最后导致中国暴力革命。流血总是不幸的。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中国现在需要公平，公正，民族利益优先，这些都需要政治上的进步，才能够完成。[2005-10-14]
被俾斯麦修理出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4周年纪念日，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这天在德国，关心政治的人们在参加国会大选，基督教民主联盟以微弱的多数赢得国会第一大党，现任总理施罗德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屈居第二。但是双方都没有赢得执政的绝对多数，那么谁上台执政，取决于如何联合其他政党，甚至传出消息说，不排除这两个大党进行合作的可能。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63年，开始的时候声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建党初期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暴力推翻现政权的革命理论。当然，任何一个现政权都不允许这种用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主张。1878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与此同时，俾斯麦进行了两项意义深远的社会改革措施，一个是建立劳工社会保险体系，另一个是建立帮助工人就业再就业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两项措施，瓦解了工人们暴力反抗的斗志。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遇到了生存危机。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年轻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德国的伯恩施坦，一个是奥地利的考茨基，他们提出党要改变无产阶级性质，不应该只代表一个阶级利益，而应该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党，党要同资产阶级和解，并通过议会民主方式获得合法政权，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用不着炸毁，把它逐步改善发展到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改良思想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激烈反对。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接受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主张。1892社会民主党被恢复合法政党地位。
而俄国的工人阶级没有德国的工人阶级那么幸运。他们在俄国没有遇到俾斯麦这样的人物，而是面对更加专制集权的沙皇。因此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只好继续坚持原装的马克思主义，继续进行暴力革命斗争。列宁直截了当地骂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考茨基则写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给予回敬，指责所谓暴力革命血流成河，把无产阶级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放到运动的最前列，导致集权专政和腐败。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1918年改名为俄国共产党。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分成了两派，一派走暴力革命道路，首先在俄国获得成功，并首先在俄国灭亡。另外一派走议会道路，今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都已经是执政党，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细致温和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今天看来，伯恩斯坦考斯基似乎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如果没有俾斯麦的社会改革，那又会怎样？或者，俾斯麦在俄国出现，而不是在德国，那又会怎么样？如果说俾斯麦的改革影响了社会主义运动，这个结论不能说不能够成立。
俾斯麦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坚定地带领德国从农业国跨入了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另外一个是坚定地避免社会对抗，缓和阶级斗争危机。以往的历史书上说俾斯麦是容克资产阶级的代表，其实这种观点误解了俾斯麦。俾斯麦不代表哪个阶级，他代表德意志民族。正因为他不代表哪个阶级，来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方面的极端分子都恶毒地咒骂他。然而德国大多数老百姓则尊敬他。在德国的大城市里面，几乎都有俾斯麦大街，用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明智的政治家，应该学习俾斯麦，不要代表一个狭隘的阶级利益，而要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也许不能百分之百地做到，但是一定要去努力做到。[2005-9-20]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63年，开始的时候声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建党初期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暴力推翻现政权的革命理论。当然，任何一个现政权都不允许这种用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主张。1878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与此同时，俾斯麦进行了两项意义深远的社会改革措施，一个是建立劳工社会保险体系，另一个是建立帮助工人就业再就业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两项措施，瓦解了工人们暴力反抗的斗志。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遇到了生存危机。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年轻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德国的伯恩施坦，一个是奥地利的考茨基，他们提出党要改变无产阶级性质，不应该只代表一个阶级利益，而应该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党，党要同资产阶级和解，并通过议会民主方式获得合法政权，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用不着炸毁，把它逐步改善发展到社会主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改良思想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激烈反对。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接受了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主张。1892社会民主党被恢复合法政党地位。
而俄国的工人阶级没有德国的工人阶级那么幸运。他们在俄国没有遇到俾斯麦这样的人物，而是面对更加专制集权的沙皇。因此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只好继续坚持原装的马克思主义，继续进行暴力革命斗争。列宁直截了当地骂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考茨基则写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给予回敬，指责所谓暴力革命血流成河，把无产阶级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放到运动的最前列，导致集权专政和腐败。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1918年改名为俄国共产党。
就这样马克思主义分成了两派，一派走暴力革命道路，首先在俄国获得成功，并首先在俄国灭亡。另外一派走议会道路，今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都已经是执政党，在对资本主义进行细致温和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今天看来，伯恩斯坦考斯基似乎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如果没有俾斯麦的社会改革，那又会怎样？或者，俾斯麦在俄国出现，而不是在德国，那又会怎么样？如果说俾斯麦的改革影响了社会主义运动，这个结论不能说不能够成立。
俾斯麦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坚定地带领德国从农业国跨入了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另外一个是坚定地避免社会对抗，缓和阶级斗争危机。以往的历史书上说俾斯麦是容克资产阶级的代表，其实这种观点误解了俾斯麦。俾斯麦不代表哪个阶级，他代表德意志民族。正因为他不代表哪个阶级，来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方面的极端分子都恶毒地咒骂他。然而德国大多数老百姓则尊敬他。在德国的大城市里面，几乎都有俾斯麦大街，用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明智的政治家，应该学习俾斯麦，不要代表一个狭隘的阶级利益，而要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也许不能百分之百地做到，但是一定要去努力做到。[2005-9-20]
风车与驴
风车与驴
德国最近几年在田野上立起了许多三翼铁风车，用来发电。在没有电的时代，德国人也像荷兰人那样用风车来磨面，至今在德国的乡村仍然还有不少风车磨坊的遗迹。有河的地方，还有水车磨坊。位于德国南方的法国，风小一点，小河多一点，所以水车磨坊似乎比德国多一些。
看到这些外国老古董，我总是想起自己的中国。我努力回想，中国也有自然动力的磨坊，但是似乎没有西欧那么多，那么普遍。北京地区风就很大，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北京周围的乡村，从来就见过风车，也没有风车的遗迹。在没有面粉厂的时代，北京地区是用人推磨，富裕一点的，养一头驴拉磨。但是养驴还要喂草料，清理粪便，毕竟没有风车那样一劳永逸。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西方人对机械代替人力的兴趣，似乎比中国人浓厚一些。换句话说，西方人比中国人喜欢偷懒。但是爱偷懒，促进对机械的发明。
中国人比西方要勤劳。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写《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时候，夸赞中国人的勤劳，并举例不仅农夫小贩勤劳，就是朝廷大臣也十分勤劳。他讲述了他认识的一位朝廷大臣的勤劳事迹，每天凌晨两点钟大臣“从家里出发，因为3点至6点他要在宫里值班。作为内阁大臣，6点至9点他要在朝中议事。他是兵部大臣，9点至11点要在兵部。他又是刑部的要员，每天12点至下午2点要在刑部办公室里。他还是外务部的资深部长，每天下午2点至5、6点要在外务部，这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此外，他在工作的空隙还经常为其他各部门工作。他很少在傍晚7、8点之前到家。”“据说，那位官员在那次谈话后6个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去世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史密斯生活的那个年代了，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的机械，被广泛采用。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到处都可以见到机械，办公室里面还有电脑这样的帮助办公的信息机械。
对于机器在生产活动上的使用，中国人已经不排斥机器了。但是机器原理在其他领域的使用，则还有些模糊。喜欢偷懒的西方人，最可恶的是把政府也看作机器，是政治机器。中国人很早也发现了西方人的这个与我们不同的想法。孙中山先生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详细讲解了西方政治机器的运作，并解释了政府机关的“机关”一词，是从日本来的，而日语的机关一词，是从西文的“机器”一词翻译过来的。孙中山讲述了政府机器要按照规则运动，不能不规则，否则就是灾难。他还讲述了制动原理。人民如何开动这架机器，发现了问题，如何刹车，关掉机器，修理它等等。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机器属于科学，跟风俗无关。风俗有国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今天我们也都把政治学归类到社会科学里面。但是，当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把政治学当作风俗。什么西方的不适合东方等等的论调，都来了。
其实，中国人不仅仅是个勤劳的民族，而且也是一个聪明的民族。当发现好的事物的时候，会毫不保守地接受。推磨的大娘，如何知道了风车的好处，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接受风车这个机器。谁会反对呢？自然是那头拉磨的驴了，因为它感觉它可能要失业了。 [2005-9-22初稿][2005-10-21修改]
德国最近几年在田野上立起了许多三翼铁风车，用来发电。在没有电的时代，德国人也像荷兰人那样用风车来磨面，至今在德国的乡村仍然还有不少风车磨坊的遗迹。有河的地方，还有水车磨坊。位于德国南方的法国，风小一点，小河多一点，所以水车磨坊似乎比德国多一些。
看到这些外国老古董，我总是想起自己的中国。我努力回想，中国也有自然动力的磨坊，但是似乎没有西欧那么多，那么普遍。北京地区风就很大，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北京周围的乡村，从来就见过风车，也没有风车的遗迹。在没有面粉厂的时代，北京地区是用人推磨，富裕一点的，养一头驴拉磨。但是养驴还要喂草料，清理粪便，毕竟没有风车那样一劳永逸。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西方人对机械代替人力的兴趣，似乎比中国人浓厚一些。换句话说，西方人比中国人喜欢偷懒。但是爱偷懒，促进对机械的发明。
中国人比西方要勤劳。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写《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时候，夸赞中国人的勤劳，并举例不仅农夫小贩勤劳，就是朝廷大臣也十分勤劳。他讲述了他认识的一位朝廷大臣的勤劳事迹，每天凌晨两点钟大臣“从家里出发，因为3点至6点他要在宫里值班。作为内阁大臣，6点至9点他要在朝中议事。他是兵部大臣，9点至11点要在兵部。他又是刑部的要员，每天12点至下午2点要在刑部办公室里。他还是外务部的资深部长，每天下午2点至5、6点要在外务部，这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此外，他在工作的空隙还经常为其他各部门工作。他很少在傍晚7、8点之前到家。”“据说，那位官员在那次谈话后6个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去世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史密斯生活的那个年代了，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的机械，被广泛采用。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到处都可以见到机械，办公室里面还有电脑这样的帮助办公的信息机械。
对于机器在生产活动上的使用，中国人已经不排斥机器了。但是机器原理在其他领域的使用，则还有些模糊。喜欢偷懒的西方人，最可恶的是把政府也看作机器，是政治机器。中国人很早也发现了西方人的这个与我们不同的想法。孙中山先生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详细讲解了西方政治机器的运作，并解释了政府机关的“机关”一词，是从日本来的，而日语的机关一词，是从西文的“机器”一词翻译过来的。孙中山讲述了政府机器要按照规则运动，不能不规则，否则就是灾难。他还讲述了制动原理。人民如何开动这架机器，发现了问题，如何刹车，关掉机器，修理它等等。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机器属于科学，跟风俗无关。风俗有国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今天我们也都把政治学归类到社会科学里面。但是，当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把政治学当作风俗。什么西方的不适合东方等等的论调，都来了。
其实，中国人不仅仅是个勤劳的民族，而且也是一个聪明的民族。当发现好的事物的时候，会毫不保守地接受。推磨的大娘，如何知道了风车的好处，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接受风车这个机器。谁会反对呢？自然是那头拉磨的驴了，因为它感觉它可能要失业了。 [2005-9-22初稿][2005-10-21修改]
答李约瑟难题
在《中国人是否保守》这个贴子里面，我认为儒家宽容不固执，因此不保守。然而自己也问了自己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首先发生？其实这不是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是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提出来的。
因为孔子说过“君子不器”，又数落想学农业科技的学生樊迟，说他没有大志。因此有种说法怀疑儒家思想阻碍了了中国科学与现代工业的发展。我认为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儒家身上，有点冤枉。儒家思想不是没有一点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
科学指的是对事物的认知，技术指的是将科学加以应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工具方面，例如火车代替手推车，一个是工艺方面，例如用灌溉代替天然下雨，第三是对自然资源的扩张，例如高产的玉米代替低产的高粱，热量大的煤炭代替木柴。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分门别类地来考虑，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在某些方面突出，某些方面短缺，从而可以看出为什么没有首先发生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科学。
首先在基础科学方面，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讲实证，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所以医学上的解剖学，血液循环系统的发现等等，都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发现的。但是中国医学上的气，火，阴阳，经络穴位等等，过去用实证方法看不到，虚虚的，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但是随着新科技的手段出现，也逐渐发现了这些东西的物质成分。不能说中国没有基础科学。只不过缺少西方那样的实证科学。中国的模糊思维不太精密，而以机械制造为主流的近代工业科技恰恰需要精密，因此中国在近代基础科学上显得落后。但是精通科学发展史的李约瑟博士并不认为中国传统的科学哲学落后，认为中国传统的科学哲学是一种有机自然主义，与西方的机械自然主义不同。有机自然主义对未来的科学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再说技术方面，在工艺方面和对自然资源的扩张这两个方面，中国人一点也不落后。例如农业的灌溉系统，精耕细作工艺，食品加工类的酿酒工艺，手工纺织业的纤维处理工艺，染色工艺等等，始终是世界领先的。新资源的发现，也不落后。例如茶叶的发现，火药的发明，纸张的发明，磁铁的发明，至于煤炭和石油的发现和简单应用，中国人也是最早的。人类的服装原料，中国人除了发现了麻类的植物纤维，还发现了蚕丝这样的动物纤维。那么中国落后在哪里呢？中国主要是在工具方面。工具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提高效率。我们刚才说了，火车代替手推车，提高了效率。中国古代科技主要在工具方面显得十分落后，发展动力不足。
而英国工业革命的象征，就是高效率交通工具蒸汽机火车。火车与手推车同样是车，区别在于火车的效率比小推车高。一个人开火车，拉的东西要比一个人推手推车要高多了。火车的应用，对人力的要求相对减少，火车的应用，又带动了煤炭开采业，和钢铁冶金业，机械加工业等等。而手推车的增加，则需要人力的增加。反过来，人多的时候，任何比手推车效率高的工具，都是多余的。说到这里，我们都明白，手推车很适合人口众多的中国。
中国之所以在提高效率的工具上比西方落后，跟中国的封闭型大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与大陆所相对的岛屿说起。
用经济地理的概念划分，岛屿有两种，一种是孤岛，四周是茫茫大海，凭借简单交通工具，无法与外界相连。另外一种近陆岛，靠近大陆。
因为地表上的食物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孤岛上的人口饱和之后，唯一的出路是自相残杀。这就是为什么南太平洋上，那些孤零零的岛屿上，生活着吃人部落，直到被世界发现，才结束这段野蛮的历史。
近陆岛，人与自然资源饱和之后，除了自相残杀这条出路之外，还可以攻占，掠夺大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日本这些近陆岛屿国家的历史上盛产海盗的原因。当然别人不愿意让你攻占和掠夺，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贸易。如果你不跟我做贸易，咱们就打。反正你要挑选一样，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和日本的历史早期，都是海盗兼做对外贸易。
因为岛国资源有限，贸易出口只能向工业制成品方面发展。而贸易出口订单，拉动了工业，而且工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受土地资源限制，而受效率的限制。农业是一亩地只能打一亩地的粮食，精耕细作也只能一点一点增长。而工业呢，一亩地大的工厂里，如果改革机械，可以增加许多许多倍的产量，增加很多利润。于是，效率的动力就产生了。所以说，工业革命注定要先诞生在近陆岛国上。
那么在英国和日本这两个近陆岛国中，为什么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日本。依然还是环境问题。这里不光有自然地理因素，还有政治地理因素。英国面对着一个分裂的欧洲大陆，背后还有一个美国。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英国的国际贸易有多种选择。因此国际贸易成为一种稳定的状态。工业投资没有风险。而日本面对着一个统一封闭的大陆。中国不跟他做生意，他就没有办法。他又不知道美洲新大陆的存在。即使知道了，宽阔的太平洋，在当时的造船技术条件下，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日本的国际贸易处于不稳定状态。工业投资风险极高。因此就没能像英国那样，自发地孕育工业革命。
但是当西方世界与东亚联系起来之后，日本自然比中国先感悟到工业化是唯一的出路。于是迅速接受了西方工业革命成果，并加入到国际贸易的大交换中。当然日本也没有丢掉海盗的掠夺惯性。
封闭大陆型的中国，早在秦始皇汉武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到达了当时的适合中国人生存的领土极限。在往远处去，都是不如中国的地方，从此中国失去了扩张了动力。成吉思汗的扩张，是从干旱寒冷的草原这个角度来看的，看外国哪里都比自己老家好，于是就无穷地扩张下去。
大陆不象岛屿那样，边缘的感觉那么强，而实际上，大陆又相当于一个放大的孤岛。当大陆缓慢地最后一个感到资源压力的时候，就像孤岛一样，想不到对外贸易和掠夺的出路。后来隋唐大清的几次扩张冲动，都是带来包袱，并没有带来利益，从此对外贸易和对外侵略的动力，在中国就彻底消失了。没有贸易的动力，于是中国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一条放弃效率，充分利用人力的发展道路。从而遗憾地丧失了工业革命领导地位的机会。
所以说中国没有领先工业化，不是儒教的原因，而是政治经济地理的原因。不然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农业时代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如果仔细分析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宋朝是个活跃时期。而宋朝所处的时代，是个多国并存的时代。宋朝的国土十分狭小，相当于一个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岛，资源压力大，国际社会观念强，因此对外贸易十分活跃。这个时候也是儒家活跃的时期。如果再多给宋朝100年，也许就能发生工业革命。然而宋朝没有英国和日本那样易于防守的地形。后来被草原蒙古族统一了中国，中国又倒退了回去。而宋朝发明的火炮，通过征战的蒙古大军传到了西方。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中国像战国时期那样四分五裂，会不会贸易发展起来，并领先进行工业革命？是有这个可能，而且是完全可能。但是中国的地理条件，大河流域，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对分割的南方丘陵地带等特点，都决定了统一的必然性。即使没有秦始皇，也会出来一个楚始皇，齐始皇。这个问题，黄仁宇先生写文章论述过。
中国的封闭大陆意识，或者说放大的孤岛意识，是在先进的西方打过来之后，逐渐地瓦解了，并逐渐地建立起近陆岛的意识，把自己看作一个岛，把世界看作一个陆。认识到了中国与世界是关联的，并且可以跟世界进行贸易交换。一旦贸易开始了，工业的动力就产生了，效率的动力，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中国，行动缓慢地开始了工业化。就像一艘大船，掉头很难，然后一旦掉过来，力量是巨大的。而工业化势必拉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那么要说儒家思想一点责任没有，也不是。儒家有两大责任。第一是重农轻商的思想。儒家认为商人追逐利润，逐利则败坏道德，败坏道德则天下大乱。所以儒家看不起商人，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末尾。而先秦商人吕不韦当国家总理的情况，在汉朝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了。特别是科举制度以来，中国的精英分子都去学习做官的学问。商界更是缺少优秀人才。商界没有道德，就无法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大交换，大工业。因此中国只能从家族工业上缓慢地进步。所以对适应大工业的高效率的大工具，缺少足够的动力。
第二是儒家的节俭消费观。这更是中国农业时代的现实反映。西方的基督教也是一样的。我们无法苛求。否定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是伴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和发现美洲新大陆而发生的思想运动。这个巨大神奇的大陆，勾起了人们欲望。假如把太平洋像大西洋那么窄，大西洋像太平洋那么宽，那么百分之百地是中国人先发现新大陆。那么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会提前几百年。
当然，说儒家没有妨碍中国科技发展，并不是说儒家处处都好。儒家最要命的问题，就是尊卑贵贱的等级思想，一定要改造，改造成为人人平等的人权主义，代替等级制的君权主义，这样，儒家才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2005-9-7]
因为孔子说过“君子不器”，又数落想学农业科技的学生樊迟，说他没有大志。因此有种说法怀疑儒家思想阻碍了了中国科学与现代工业的发展。我认为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儒家身上，有点冤枉。儒家思想不是没有一点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
科学指的是对事物的认知，技术指的是将科学加以应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工具方面，例如火车代替手推车，一个是工艺方面，例如用灌溉代替天然下雨，第三是对自然资源的扩张，例如高产的玉米代替低产的高粱，热量大的煤炭代替木柴。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分门别类地来考虑，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与技术在某些方面突出，某些方面短缺，从而可以看出为什么没有首先发生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科学。
首先在基础科学方面，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讲实证，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所以医学上的解剖学，血液循环系统的发现等等，都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发现的。但是中国医学上的气，火，阴阳，经络穴位等等，过去用实证方法看不到，虚虚的，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但是随着新科技的手段出现，也逐渐发现了这些东西的物质成分。不能说中国没有基础科学。只不过缺少西方那样的实证科学。中国的模糊思维不太精密，而以机械制造为主流的近代工业科技恰恰需要精密，因此中国在近代基础科学上显得落后。但是精通科学发展史的李约瑟博士并不认为中国传统的科学哲学落后，认为中国传统的科学哲学是一种有机自然主义，与西方的机械自然主义不同。有机自然主义对未来的科学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再说技术方面，在工艺方面和对自然资源的扩张这两个方面，中国人一点也不落后。例如农业的灌溉系统，精耕细作工艺，食品加工类的酿酒工艺，手工纺织业的纤维处理工艺，染色工艺等等，始终是世界领先的。新资源的发现，也不落后。例如茶叶的发现，火药的发明，纸张的发明，磁铁的发明，至于煤炭和石油的发现和简单应用，中国人也是最早的。人类的服装原料，中国人除了发现了麻类的植物纤维，还发现了蚕丝这样的动物纤维。那么中国落后在哪里呢？中国主要是在工具方面。工具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提高效率。我们刚才说了，火车代替手推车，提高了效率。中国古代科技主要在工具方面显得十分落后，发展动力不足。
而英国工业革命的象征，就是高效率交通工具蒸汽机火车。火车与手推车同样是车，区别在于火车的效率比小推车高。一个人开火车，拉的东西要比一个人推手推车要高多了。火车的应用，对人力的要求相对减少，火车的应用，又带动了煤炭开采业，和钢铁冶金业，机械加工业等等。而手推车的增加，则需要人力的增加。反过来，人多的时候，任何比手推车效率高的工具，都是多余的。说到这里，我们都明白，手推车很适合人口众多的中国。
中国之所以在提高效率的工具上比西方落后，跟中国的封闭型大陆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与大陆所相对的岛屿说起。
用经济地理的概念划分，岛屿有两种，一种是孤岛，四周是茫茫大海，凭借简单交通工具，无法与外界相连。另外一种近陆岛，靠近大陆。
因为地表上的食物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孤岛上的人口饱和之后，唯一的出路是自相残杀。这就是为什么南太平洋上，那些孤零零的岛屿上，生活着吃人部落，直到被世界发现，才结束这段野蛮的历史。
近陆岛，人与自然资源饱和之后，除了自相残杀这条出路之外，还可以攻占，掠夺大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日本这些近陆岛屿国家的历史上盛产海盗的原因。当然别人不愿意让你攻占和掠夺，那么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贸易。如果你不跟我做贸易，咱们就打。反正你要挑选一样，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和日本的历史早期，都是海盗兼做对外贸易。
因为岛国资源有限，贸易出口只能向工业制成品方面发展。而贸易出口订单，拉动了工业，而且工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受土地资源限制，而受效率的限制。农业是一亩地只能打一亩地的粮食，精耕细作也只能一点一点增长。而工业呢，一亩地大的工厂里，如果改革机械，可以增加许多许多倍的产量，增加很多利润。于是，效率的动力就产生了。所以说，工业革命注定要先诞生在近陆岛国上。
那么在英国和日本这两个近陆岛国中，为什么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日本。依然还是环境问题。这里不光有自然地理因素，还有政治地理因素。英国面对着一个分裂的欧洲大陆，背后还有一个美国。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东方不亮西方亮。英国的国际贸易有多种选择。因此国际贸易成为一种稳定的状态。工业投资没有风险。而日本面对着一个统一封闭的大陆。中国不跟他做生意，他就没有办法。他又不知道美洲新大陆的存在。即使知道了，宽阔的太平洋，在当时的造船技术条件下，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日本的国际贸易处于不稳定状态。工业投资风险极高。因此就没能像英国那样，自发地孕育工业革命。
但是当西方世界与东亚联系起来之后，日本自然比中国先感悟到工业化是唯一的出路。于是迅速接受了西方工业革命成果，并加入到国际贸易的大交换中。当然日本也没有丢掉海盗的掠夺惯性。
封闭大陆型的中国，早在秦始皇汉武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到达了当时的适合中国人生存的领土极限。在往远处去，都是不如中国的地方，从此中国失去了扩张了动力。成吉思汗的扩张，是从干旱寒冷的草原这个角度来看的，看外国哪里都比自己老家好，于是就无穷地扩张下去。
大陆不象岛屿那样，边缘的感觉那么强，而实际上，大陆又相当于一个放大的孤岛。当大陆缓慢地最后一个感到资源压力的时候，就像孤岛一样，想不到对外贸易和掠夺的出路。后来隋唐大清的几次扩张冲动，都是带来包袱，并没有带来利益，从此对外贸易和对外侵略的动力，在中国就彻底消失了。没有贸易的动力，于是中国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一条放弃效率，充分利用人力的发展道路。从而遗憾地丧失了工业革命领导地位的机会。
所以说中国没有领先工业化，不是儒教的原因，而是政治经济地理的原因。不然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农业时代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如果仔细分析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宋朝是个活跃时期。而宋朝所处的时代，是个多国并存的时代。宋朝的国土十分狭小，相当于一个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岛，资源压力大，国际社会观念强，因此对外贸易十分活跃。这个时候也是儒家活跃的时期。如果再多给宋朝100年，也许就能发生工业革命。然而宋朝没有英国和日本那样易于防守的地形。后来被草原蒙古族统一了中国，中国又倒退了回去。而宋朝发明的火炮，通过征战的蒙古大军传到了西方。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中国像战国时期那样四分五裂，会不会贸易发展起来，并领先进行工业革命？是有这个可能，而且是完全可能。但是中国的地理条件，大河流域，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对分割的南方丘陵地带等特点，都决定了统一的必然性。即使没有秦始皇，也会出来一个楚始皇，齐始皇。这个问题，黄仁宇先生写文章论述过。
中国的封闭大陆意识，或者说放大的孤岛意识，是在先进的西方打过来之后，逐渐地瓦解了，并逐渐地建立起近陆岛的意识，把自己看作一个岛，把世界看作一个陆。认识到了中国与世界是关联的，并且可以跟世界进行贸易交换。一旦贸易开始了，工业的动力就产生了，效率的动力，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中国，行动缓慢地开始了工业化。就像一艘大船，掉头很难，然后一旦掉过来，力量是巨大的。而工业化势必拉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那么要说儒家思想一点责任没有，也不是。儒家有两大责任。第一是重农轻商的思想。儒家认为商人追逐利润，逐利则败坏道德，败坏道德则天下大乱。所以儒家看不起商人，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末尾。而先秦商人吕不韦当国家总理的情况，在汉朝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了。特别是科举制度以来，中国的精英分子都去学习做官的学问。商界更是缺少优秀人才。商界没有道德，就无法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大交换，大工业。因此中国只能从家族工业上缓慢地进步。所以对适应大工业的高效率的大工具，缺少足够的动力。
第二是儒家的节俭消费观。这更是中国农业时代的现实反映。西方的基督教也是一样的。我们无法苛求。否定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是伴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和发现美洲新大陆而发生的思想运动。这个巨大神奇的大陆，勾起了人们欲望。假如把太平洋像大西洋那么窄，大西洋像太平洋那么宽，那么百分之百地是中国人先发现新大陆。那么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会提前几百年。
当然，说儒家没有妨碍中国科技发展，并不是说儒家处处都好。儒家最要命的问题，就是尊卑贵贱的等级思想，一定要改造，改造成为人人平等的人权主义，代替等级制的君权主义，这样，儒家才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2005-9-7]
地大物博是帝王思想
中国到底有多大，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是搞不清楚的。他们只是知道，村里面到处都是人，土地不够用。为了谋生，多挣一点钱，只好出去打工，得不到工作呢，就四处流浪，为了生存下来，甚至去偷，去抢，去当妓女。什么道德廉耻都无法顾及到了。这是胆子大的。胆子小的人呢，只好忍耐，哪怕被人欺儒，也不敢吭气。
几年以前，我在深圳亲眼目睹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景象：在深圳郊外的工业区，几乎每个工厂门口前面都有一群肮脏的乡村男女青年，坐在肮脏的行李上面，眼巴巴地看着工厂的大门。我问在一家工厂工作的朋友，这是什么？他说，这是等工作的人。我问，他们等得到吗？朋友说，每天厂里都有人被开除出来，工头就到门口去挑人，然后补充进去。我问为什么开除他们。朋友说，很多原因。有的人因为懒，有的人因为笨，有的人则非常无辜。我问，无辜是指哪些？朋友说，例如我们厂的那个工头阿虎，是老板的外甥，那个王八蛋是个色狼，如果他看上哪个女工，胆敢不跟他睡觉，他就找岔把哪些可怜的女孩子开除。听了朋友的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我们暂时不谈这里的制度问题，和道德问题。只是说，造成这些惨状的背景之一，就是中国人多地少，生存竞争环境恶劣，这个基本国情。在城市生活的小孩子们，从很早的时候，直到今天，仍然受着中国地大物博的国情教育，根本不知道中国的人均土地，森林，水源，甚至很多矿产资源，都是世界上最低的，还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前途无限的乐园之中，毫无忧虑的感觉，毫无欲望关注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我们并不是说目前的国家领导阶层不知道中国的实际国情。他们知道，而且知道情况很严重。否则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无从贯彻。然而中国地大物博的教育，却使孩子们处于一种麻痹状态。人类宝贵的怜悯恻隐之心的培养，就无从谈起。前不久，一位明智的政协委员呼吁，把地大物博这个荒唐的国情概念，从小学课本中删除出去。他呼吁的对，呼吁的好。
来自民间的眼光，一定会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的人多资源少这个国情。历史上，很多头脑清醒的思想家，都一代一代地指出这个现状。而为什么中国地大物博的思想，始终没有消除呢？这就是辽阔的中国，对于皇帝一家来说，的确是地大物博的。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后，如果占在一家或者一个小集团的立场上，中国依然还是地大物博的。如果乾隆皇帝早早把人民考虑进来，知道中国地大物不博，他就不会拒绝中国与西方进行商业交换，换取中国不足的资源。这个帝王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一些中国人，甚至包括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盲目的自大心理。假如解放初期的领导思想，意识到中国地大物不博这个严酷的现状，就不会断然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也不会不慎重地放弃把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努力。
认识到中国资源少这个事情，也不要悲观，那就是让中国参与世界的经济交换，换取我们的不足。即使我们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与别国交换，我们也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与别国交换。买进原料，然后加工成产品，再卖出去。实际上就是一个出口人力资源的过程。因此参与世界经济交换是解决中国人多资源少这个困境的唯一出路。
中国不能与世界隔绝，但是中国重新与世界隔绝的危险依然存在。中国地大物博的帝王思想仍然影响着我们，中国自大的心理依然存在。我们不能在卑躬与自大之间来回摇摆，要建立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意识，与世界公平合作。让“中国人民幸福”的口号，代替所谓“中国崛起”这类暗示着国家之间有尊卑贵贱等级差别的有害口号，消除外国人民对中国的误解。[2005-9-6]
几年以前，我在深圳亲眼目睹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景象：在深圳郊外的工业区，几乎每个工厂门口前面都有一群肮脏的乡村男女青年，坐在肮脏的行李上面，眼巴巴地看着工厂的大门。我问在一家工厂工作的朋友，这是什么？他说，这是等工作的人。我问，他们等得到吗？朋友说，每天厂里都有人被开除出来，工头就到门口去挑人，然后补充进去。我问为什么开除他们。朋友说，很多原因。有的人因为懒，有的人因为笨，有的人则非常无辜。我问，无辜是指哪些？朋友说，例如我们厂的那个工头阿虎，是老板的外甥，那个王八蛋是个色狼，如果他看上哪个女工，胆敢不跟他睡觉，他就找岔把哪些可怜的女孩子开除。听了朋友的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我们暂时不谈这里的制度问题，和道德问题。只是说，造成这些惨状的背景之一，就是中国人多地少，生存竞争环境恶劣，这个基本国情。在城市生活的小孩子们，从很早的时候，直到今天，仍然受着中国地大物博的国情教育，根本不知道中国的人均土地，森林，水源，甚至很多矿产资源，都是世界上最低的，还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前途无限的乐园之中，毫无忧虑的感觉，毫无欲望关注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我们并不是说目前的国家领导阶层不知道中国的实际国情。他们知道，而且知道情况很严重。否则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无从贯彻。然而中国地大物博的教育，却使孩子们处于一种麻痹状态。人类宝贵的怜悯恻隐之心的培养，就无从谈起。前不久，一位明智的政协委员呼吁，把地大物博这个荒唐的国情概念，从小学课本中删除出去。他呼吁的对，呼吁的好。
来自民间的眼光，一定会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的人多资源少这个国情。历史上，很多头脑清醒的思想家，都一代一代地指出这个现状。而为什么中国地大物博的思想，始终没有消除呢？这就是辽阔的中国，对于皇帝一家来说，的确是地大物博的。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后，如果占在一家或者一个小集团的立场上，中国依然还是地大物博的。如果乾隆皇帝早早把人民考虑进来，知道中国地大物不博，他就不会拒绝中国与西方进行商业交换，换取中国不足的资源。这个帝王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一些中国人，甚至包括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盲目的自大心理。假如解放初期的领导思想，意识到中国地大物不博这个严酷的现状，就不会断然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也不会不慎重地放弃把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努力。
认识到中国资源少这个事情，也不要悲观，那就是让中国参与世界的经济交换，换取我们的不足。即使我们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与别国交换，我们也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与别国交换。买进原料，然后加工成产品，再卖出去。实际上就是一个出口人力资源的过程。因此参与世界经济交换是解决中国人多资源少这个困境的唯一出路。
中国不能与世界隔绝，但是中国重新与世界隔绝的危险依然存在。中国地大物博的帝王思想仍然影响着我们，中国自大的心理依然存在。我们不能在卑躬与自大之间来回摇摆，要建立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意识，与世界公平合作。让“中国人民幸福”的口号，代替所谓“中国崛起”这类暗示着国家之间有尊卑贵贱等级差别的有害口号，消除外国人民对中国的误解。[2005-9-6]
喝牛奶·日本人·国家大事
我小的时候，听老人们提起日本，总是说“小日本”，原因是日本人个子矮小。然而六十年代以后出生成长起来的一代日本人，平均身高已经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人。如果按照身高论大小的话，日本人会不会叫我们“小中国”呢？
日本人的身高改变，得益于从六十年开始推广，并坚持到今天的“每日一杯奶计划”，并提出了“一杯奶强盛一个民族”这样的口号。对于日本人来说，号召孩子们喝牛奶，并建立起一个保证每个日本孩子每天至少喝到一杯牛奶的供应体系，是一件民族强盛的大事。
在中国，喝牛奶的问题，已经被很多专家议论过了，并上升到很高很高的高度。但是舆论潮流似乎不太喜欢关心这些小事，潮流们喜欢做大国梦，喜欢谈论中国如何打败日本的大问题。所以中国的一杯奶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似乎关心的人很少。保证中国孩子每天至少一杯牛奶的供应体系，至今也只是局限在大中城市，很多小镇和村庄没有牛奶供应，那里的儿童身材矮小。而这些儿童构成了中国儿童的大多数。
当然有的专家提出了用豆浆取代牛奶的建议，这个建议未尝不好，可以用实践来证明，是牛奶好还是豆浆好。总之这些专家关心儿童的营养，出发点是好的。小孩子喝奶，按说也不是小事。小孩子吃饭问题，也就是民族的未来吃饭问题。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语出《陈寿·三国志》]这道出了一个人民吃饭就是天大的事情，也就是最大的国事。但是我总是有这么一个感觉，似乎是现在人民有饭吃了，饿不死了，大功告成了，然后“国家”可以从事“宏图大业”了。
这个宏图大业到底是什么？我讲不清楚，反正不是人民吃饭的问题。如果按照古人的说法，国家要一直围绕着人民吃饭问题开展工作，吃饱了只是最低标准，刚刚及格，还要让老人民吃好。当然我们不能太简单地理解古人的话，以为人民除了吃饭，就不知道别的，没有精神生活。但是，为了让中国孩子不比日本孩子矮，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老子曰：“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意思是说专心去做小事，才能最终成大事。反过来，天天喊大事的人，忽略小事的人，是办不成大事的。尽管中国有老子，但是很多中国人还是喜欢做大事，不喜欢做小事。什么是大事，例如跟最横的国家叫板。别人都说“是”的时候，中国人说“不”，这种感觉十分过瘾。很多潮流们喜欢说“不”的感觉，而不是喜欢说“不”的那个道理。因此当中国应该说“是”的时候，因为没有了说“不”的过瘾感觉，似乎丧失了说“是”的勇气。这种浮躁的情绪，你可以处处看到。然而，对于类似喝牛奶这样的“小事”，关心的人不多。经常看到很多热爱中国“崛起”的大文章，但是很少有如何落实所有的孩子每天一杯奶具体措施的小文章。
国家应该是人民的总和，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有人民可以没有国家，到了大同世界的时代，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时代。人民的事，就是国家事。除了人民的事情之外，国家不应该再有什么事情，如果有了，那一定是多余的。但是，因为国家是由专职人员管理的，没有制约，这些人会把国家变成人民多余的东西，并美其名曰国家主义。中国有一个国家主义传统，那就是皇家主义的遮羞布，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于是就用国家主义来代替。古代中国的政治治理核心，是维护国家利益，也就是皇家利益。儒家的民为贵的思想，从来都是美好的理想，一天也没有实现过。人民只是知道国家是自己头上的另外一个东西，跟自己无关。所以历史上，少数的外来入侵者，把腐败的国家军队打败了，就等于把庞大的中国打败了。
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民既国家”的尝试，建国初期，人民法院，人民警察，人民政府，人民银行等等，都是一个暂新的形象，跟过去的所谓国家不同。人民有了“我就是国家”的感觉。人民为了保卫自己作战，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制约，这个国家依旧有变成人民头上多余东西的可能。 [2005-10-7]
日本人的身高改变，得益于从六十年开始推广，并坚持到今天的“每日一杯奶计划”，并提出了“一杯奶强盛一个民族”这样的口号。对于日本人来说，号召孩子们喝牛奶，并建立起一个保证每个日本孩子每天至少喝到一杯牛奶的供应体系，是一件民族强盛的大事。
在中国，喝牛奶的问题，已经被很多专家议论过了，并上升到很高很高的高度。但是舆论潮流似乎不太喜欢关心这些小事，潮流们喜欢做大国梦，喜欢谈论中国如何打败日本的大问题。所以中国的一杯奶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似乎关心的人很少。保证中国孩子每天至少一杯牛奶的供应体系，至今也只是局限在大中城市，很多小镇和村庄没有牛奶供应，那里的儿童身材矮小。而这些儿童构成了中国儿童的大多数。
当然有的专家提出了用豆浆取代牛奶的建议，这个建议未尝不好，可以用实践来证明，是牛奶好还是豆浆好。总之这些专家关心儿童的营养，出发点是好的。小孩子喝奶，按说也不是小事。小孩子吃饭问题，也就是民族的未来吃饭问题。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语出《陈寿·三国志》]这道出了一个人民吃饭就是天大的事情，也就是最大的国事。但是我总是有这么一个感觉，似乎是现在人民有饭吃了，饿不死了，大功告成了，然后“国家”可以从事“宏图大业”了。
这个宏图大业到底是什么？我讲不清楚，反正不是人民吃饭的问题。如果按照古人的说法，国家要一直围绕着人民吃饭问题开展工作，吃饱了只是最低标准，刚刚及格，还要让老人民吃好。当然我们不能太简单地理解古人的话，以为人民除了吃饭，就不知道别的，没有精神生活。但是，为了让中国孩子不比日本孩子矮，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老子曰：“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意思是说专心去做小事，才能最终成大事。反过来，天天喊大事的人，忽略小事的人，是办不成大事的。尽管中国有老子，但是很多中国人还是喜欢做大事，不喜欢做小事。什么是大事，例如跟最横的国家叫板。别人都说“是”的时候，中国人说“不”，这种感觉十分过瘾。很多潮流们喜欢说“不”的感觉，而不是喜欢说“不”的那个道理。因此当中国应该说“是”的时候，因为没有了说“不”的过瘾感觉，似乎丧失了说“是”的勇气。这种浮躁的情绪，你可以处处看到。然而，对于类似喝牛奶这样的“小事”，关心的人不多。经常看到很多热爱中国“崛起”的大文章，但是很少有如何落实所有的孩子每天一杯奶具体措施的小文章。
国家应该是人民的总和，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有人民可以没有国家，到了大同世界的时代，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时代。人民的事，就是国家事。除了人民的事情之外，国家不应该再有什么事情，如果有了，那一定是多余的。但是，因为国家是由专职人员管理的，没有制约，这些人会把国家变成人民多余的东西，并美其名曰国家主义。中国有一个国家主义传统，那就是皇家主义的遮羞布，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于是就用国家主义来代替。古代中国的政治治理核心，是维护国家利益，也就是皇家利益。儒家的民为贵的思想，从来都是美好的理想，一天也没有实现过。人民只是知道国家是自己头上的另外一个东西，跟自己无关。所以历史上，少数的外来入侵者，把腐败的国家军队打败了，就等于把庞大的中国打败了。
新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民既国家”的尝试，建国初期，人民法院，人民警察，人民政府，人民银行等等，都是一个暂新的形象，跟过去的所谓国家不同。人民有了“我就是国家”的感觉。人民为了保卫自己作战，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制约，这个国家依旧有变成人民头上多余东西的可能。 [2005-10-7]
比补贴农民种粮食更重要的事情
近来中国产品在海外接二连三地遭到反倾销的制裁。据说德国的一些展览会由于德国本地客户的压力，不欢迎中国厂商参加展览会。而因为廉价中国鞋而失业的西班牙制鞋工人，则愤怒地焚烧了中国的鞋品仓库。这些现象是否说明了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是否接近饱和程度了？
假如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对中国来说，无疑不是好消息。因为中国的人口仍然还有60%在乡村务农，耕种着很小很小的土地，存在着大量变相失业人人口，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远远还没有完成。中国穷，穷在传统小农太多。美国只有人口的3%，日本5%，欧洲8%，从事农业，因为人少地多，都实现了现代化农业。所以美日欧洲的农民不穷。
任何一个中国农民都明白，就是粮食产量翻上一倍，也富不起来。要富，只能离开农田去打工。那么现在中国出口产品遭遇抵制，订单短时间不可能增加，那么中国的工业化是否要停滞不前了？中国太多的农民要从狭小的土地上逃出来的梦想是不是就要中断了？停顿，意味着贫穷，只有继续发展，才能消灭贫穷。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选择路口。
中国的近代工业不是面对国内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受海外影响，面向海外加工，而发展起来的。这个发展模式很像日本。在中国的沿海沿江一代，形成了中国的日本地区。而广大的内地农村，很像印度。在中国，日本与印度并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十分巨大。解放前的中国经济格局就是这个样子。印度部分忍受不了了，于是起来造反。现在中国似乎又回到解放前的那个经济格局。一个跟海外市场进行循环的日本工业地区，一个自给自足的印度农业地区，并存于一个大中国之中。
工业区面对着庞大的农业区有点望洋兴叹。农民们没有钱。土地这么少，除了自己吃的，剩不了多少粮食用于出售，即使出售了，还要缴纳各种费用，剩不了多少钱。农民说，只有进城打工才能挣钱。而工厂老板们认为，只有农民开始购买东西，有了市场，才能吸引农民进城打工。如何让中国内部的日本与印度互动起来，这是应该研究的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坚持大国风范不贬值人民币，出口加工业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比今天在世界上受到抵制还要严重。中国政府被迫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推翻滥发货币的国民党政府之后，首次采用通货膨胀政策。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公共工程开支，以金融银行为辅助的城市住房和汽车贷款，双头并进。中国经济迅速走出困境。中国的城市奇迹般地，不到几年工夫，就跨进了现代化的世纪。
遗憾地是城乡差别又扩大了。乡村的干部急于利用手中的权力，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跟城里人一致，于是就早成了乡村内部的巨大的贫富差距，社会问题严重了，广大乡村地区流露出不满。但是这次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是巨大的，是成功的。经济学上，这大约是凯恩斯主义。美国，德国历史上曾经遇到严重的困境，就是运用凯恩斯主义走出困境的。
中国现在需要政府干预，让工业区与农业区互动起来。这个结合点，在于小城镇的公共工程建设，首先是铁路支线，公路网，内河港口，电力通讯，民用燃料供应系统，医院，学校，电影院体育场等公共娱乐设施等等。而这些基本建设，不要搞大机械化，要多用人工。吸引一个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比补贴农民种粮食更重要。让农民变成建设工人，手里有了钱，可以购买更多的工业品，让工厂有了国内的订单，再吸收更多的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2005-10-12]
假如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对中国来说，无疑不是好消息。因为中国的人口仍然还有60%在乡村务农，耕种着很小很小的土地，存在着大量变相失业人人口，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远远还没有完成。中国穷，穷在传统小农太多。美国只有人口的3%，日本5%，欧洲8%，从事农业，因为人少地多，都实现了现代化农业。所以美日欧洲的农民不穷。
任何一个中国农民都明白，就是粮食产量翻上一倍，也富不起来。要富，只能离开农田去打工。那么现在中国出口产品遭遇抵制，订单短时间不可能增加，那么中国的工业化是否要停滞不前了？中国太多的农民要从狭小的土地上逃出来的梦想是不是就要中断了？停顿，意味着贫穷，只有继续发展，才能消灭贫穷。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选择路口。
中国的近代工业不是面对国内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受海外影响，面向海外加工，而发展起来的。这个发展模式很像日本。在中国的沿海沿江一代，形成了中国的日本地区。而广大的内地农村，很像印度。在中国，日本与印度并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十分巨大。解放前的中国经济格局就是这个样子。印度部分忍受不了了，于是起来造反。现在中国似乎又回到解放前的那个经济格局。一个跟海外市场进行循环的日本工业地区，一个自给自足的印度农业地区，并存于一个大中国之中。
工业区面对着庞大的农业区有点望洋兴叹。农民们没有钱。土地这么少，除了自己吃的，剩不了多少粮食用于出售，即使出售了，还要缴纳各种费用，剩不了多少钱。农民说，只有进城打工才能挣钱。而工厂老板们认为，只有农民开始购买东西，有了市场，才能吸引农民进城打工。如何让中国内部的日本与印度互动起来，这是应该研究的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坚持大国风范不贬值人民币，出口加工业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比今天在世界上受到抵制还要严重。中国政府被迫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推翻滥发货币的国民党政府之后，首次采用通货膨胀政策。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公共工程开支，以金融银行为辅助的城市住房和汽车贷款，双头并进。中国经济迅速走出困境。中国的城市奇迹般地，不到几年工夫，就跨进了现代化的世纪。
遗憾地是城乡差别又扩大了。乡村的干部急于利用手中的权力，让自己的生活水平跟城里人一致，于是就早成了乡村内部的巨大的贫富差距，社会问题严重了，广大乡村地区流露出不满。但是这次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是巨大的，是成功的。经济学上，这大约是凯恩斯主义。美国，德国历史上曾经遇到严重的困境，就是运用凯恩斯主义走出困境的。
中国现在需要政府干预，让工业区与农业区互动起来。这个结合点，在于小城镇的公共工程建设，首先是铁路支线，公路网，内河港口，电力通讯，民用燃料供应系统，医院，学校，电影院体育场等公共娱乐设施等等。而这些基本建设，不要搞大机械化，要多用人工。吸引一个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比补贴农民种粮食更重要。让农民变成建设工人，手里有了钱，可以购买更多的工业品，让工厂有了国内的订单，再吸收更多的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2005-10-12]
从太空看到中国什么？
从太空看到中国什么？
从太空看中国大陆，大约60%的人口，生活在被称作乡村的地方。这些地方很穷，很苦，很无奈。这一大片黑暗的地方是中国人现在的一块心病。
100多年前，西方的传教士已经发现中国人满为患，在西方一家农户的空间里，在中国则拥挤着一个村庄。到了五十年代土改初期，中国10亩地上有2个半农民，而现在10亩地上有5个农民。如果以土改初期的人地比率作为基准，那么现在多出来的2个半农民，就是失业农民。如果按照这个基准进行统计，那么全国大约有1.3亿失业农民。但是中国政府只有城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他们还顾不了乡村，因此乡村的失业人口统计，从来没有上过中国政府的工作报告。
按照传统的手工农业，一个人耕种多少土地是小康的标准？战国时期，是八口之家，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孟子语]。解放战争的时候，解放军战士的理想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口。已经从一百亩下降到三十亩了。今天的实际情况平均每户7.5亩左右。假如我们采用孟子时代的基准来推算，就可以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总之，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相对地，土地越来越少。土地的单位产量尽管可能按照算术级的百分比增加，但是赶不上人口的几何级的成倍增长。而大量农业劳动力失业的问题，是中国乡村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问题的根本问题。
土地与人口失衡的问题，在日本，德国这样的历史上的传统农业国家，都遇到过。但是他们用工业化消化了多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把农业人口比率压到很低，现在日本是5%，德国是3%。日本和德国的成功经验，也是当年中国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时候，喜爱引用的一个事例。没错，如果中国实现了工业化，人口也就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中国是不是日本，是不是德国？或者能不能成为日本，能不能成为德国？
半个世纪过来了，中国的工业化吸收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速度，显然落后于中国农民生育小农民的速度，如果这个比率不改变，即便是太空飞满了神六，中国依旧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计划生育的问题，现在被提到一个基本国策的高度。我们希望，还要有一个政策也要提高到同样的高度，那就是以解决就业为目的的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政府要积极制造市场需求，鼓励创业，鼓励农民离开土地。
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十分曲折。开放与封闭，工业化与反工业化，平等竞争主义与国家垄断主义，等等矛盾冲突，贯彻始终。中国的农民，本能地渴望工业化，渴望第三产业化，渴望农业现代化，但是他们创业的每一步，都不很顺利。农民出身的草根经济学家孙大午说，中国是“审批经济”，八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一个戴草帽的农民想创业，一路上出来八个大沿帽管着你。当然市场不能不管。问题是怎么管？我的一个新加坡朋友深有体会地说，在中国呢，你要是有熟人，不合法的事，也能做。你要是没有熟人，合法的事，也做不成。这个问题说明了社会政治体制对工业化健康发展的束缚作用。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成绩的确很大，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为中国的发展而骄傲。我也为了神六的上天，邀请外国邻居喝酒，作为庆祝。但是，中国人关起门来说，如果工业化的速度依旧赶不上人口生育的速度。那么等待中国的将是更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动乱。[2005-10-13]
从太空看中国大陆，大约60%的人口，生活在被称作乡村的地方。这些地方很穷，很苦，很无奈。这一大片黑暗的地方是中国人现在的一块心病。
100多年前，西方的传教士已经发现中国人满为患，在西方一家农户的空间里，在中国则拥挤着一个村庄。到了五十年代土改初期，中国10亩地上有2个半农民，而现在10亩地上有5个农民。如果以土改初期的人地比率作为基准，那么现在多出来的2个半农民，就是失业农民。如果按照这个基准进行统计，那么全国大约有1.3亿失业农民。但是中国政府只有城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他们还顾不了乡村，因此乡村的失业人口统计，从来没有上过中国政府的工作报告。
按照传统的手工农业，一个人耕种多少土地是小康的标准？战国时期，是八口之家，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孟子语]。解放战争的时候，解放军战士的理想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口。已经从一百亩下降到三十亩了。今天的实际情况平均每户7.5亩左右。假如我们采用孟子时代的基准来推算，就可以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总之，中国的人口越来越多，相对地，土地越来越少。土地的单位产量尽管可能按照算术级的百分比增加，但是赶不上人口的几何级的成倍增长。而大量农业劳动力失业的问题，是中国乡村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问题的根本问题。
土地与人口失衡的问题，在日本，德国这样的历史上的传统农业国家，都遇到过。但是他们用工业化消化了多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把农业人口比率压到很低，现在日本是5%，德国是3%。日本和德国的成功经验，也是当年中国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时候，喜爱引用的一个事例。没错，如果中国实现了工业化，人口也就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中国是不是日本，是不是德国？或者能不能成为日本，能不能成为德国？
半个世纪过来了，中国的工业化吸收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速度，显然落后于中国农民生育小农民的速度，如果这个比率不改变，即便是太空飞满了神六，中国依旧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计划生育的问题，现在被提到一个基本国策的高度。我们希望，还要有一个政策也要提高到同样的高度，那就是以解决就业为目的的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政府要积极制造市场需求，鼓励创业，鼓励农民离开土地。
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十分曲折。开放与封闭，工业化与反工业化，平等竞争主义与国家垄断主义，等等矛盾冲突，贯彻始终。中国的农民，本能地渴望工业化，渴望第三产业化，渴望农业现代化，但是他们创业的每一步，都不很顺利。农民出身的草根经济学家孙大午说，中国是“审批经济”，八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一个戴草帽的农民想创业，一路上出来八个大沿帽管着你。当然市场不能不管。问题是怎么管？我的一个新加坡朋友深有体会地说，在中国呢，你要是有熟人，不合法的事，也能做。你要是没有熟人，合法的事，也做不成。这个问题说明了社会政治体制对工业化健康发展的束缚作用。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成绩的确很大，作为一个中国人，自然为中国的发展而骄傲。我也为了神六的上天，邀请外国邻居喝酒，作为庆祝。但是，中国人关起门来说，如果工业化的速度依旧赶不上人口生育的速度。那么等待中国的将是更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动乱。[2005-10-13]
国庆56周年与中国难题
国庆前夕接到网友“北京的农民兄”的留言，让我不由得又想罗嗦几句，借以纪念国庆56周年。如果编制一份人口分布地图，并把中国与欧洲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还生活在乡村，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是一家一户式的手工小农业。而在欧洲的乡村地区，在土地上从事耕种的农场工人不到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五，他们用农业机械管理着大面积的现代化农场。而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大中小城市，从事着工业和第三产业。
当前中国的城市与欧洲的城市，差别不是很大，甚至上海超过了汉堡，北京超过了柏林。差别在于乡村。在这里集中了中国主要人口，这些中国人赖以为生的耕地少得可怜，人均两亩左右，北方多一些，南方少一些。即使亩产千斤，两亩地产量总共是一千公斤。粮食平均收购价格是每公斤1.5元。那么一个农民的粮食年收入是1500元，那么这个农民自己不吃饭了？不花钱买化肥农药，运输等等吗？还有各种杂费等等。最后所剩无几，男女农民们处于赤贫状态。这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经济根源。
这个情况大约跟150年前的欧洲乡村差不多，跟100年前的日本乡村差不多。日本现代工业化比欧洲起步晚，但是现在已经追赶了上来。这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一定按照过去别人的时间表，是可以超越的。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进程之中。其速度之快，是欧美日本所不曾有的。工业化冲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强烈的冲动。回顾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基本上也是扫除中国工业化发展障碍，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大办工业的进程。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面，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的确令人敬佩。但是发展之快，不免出现了不平衡，这也是中国这段历史时期最关键的特征。一切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文明演变进程中获得解释。
一方面城市已经到了西方城市现代化的标准，另一方面占中国人口多数的乡村，依旧还很原始。比起30年前，人均土地更少，土地收益更小，于是乡村与城市的差别，中西部农业地区与沿海工业地区的差别，大批廉价的农民工与新兴的资本家阶级的差别，就这样拉出来了。贫富差距一大，于是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来了。这里固然有道德的原因，社会制度的原因，但是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不平衡，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
中国的所谓三农问题是如何破解人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如何破解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的问题，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更不是城市建设占了几亩耕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一条路可走。而这条路的关键也就是土地集约经营的问题，和如何吸收被挤压出来的农业隐形失业人口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确很敏感，历史教科书说土地兼并意味着出现流民，出现流民则意味着造反。农业时代，土地兼并的确制造流民，因为没有新兴的工业吸收这些剩余人口。而工业时代则不同，工业和第三产业不断地吸收农业失业人口，如果按照欧美日本的农业人口比例，我国的这个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从劳动力人口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农业的本质问题，是大量隐形失业的问题。把大量失业人口从乡村那点可怜的耕地里捞出来，给他们找到工作，应该说中国的第一问题，是百年之内的一个长久问题。
中国的近代工业文明，不是从中国农业文明自身出现，而是在沿海地区从西方移植过来。文革之后的经济改革，也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于是沿海地区形成了以出口加工为主，进口原料，出口产品，跟国际市场形成了交换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是跟国内市场，除了使用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联系不太密切。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政府不贬值人民币，沿海出口加工工业遭遇困境。于是积极财政政策被迫出台，以拉动国内市场需求。这个政策，效果十分明显。不仅缓解了出口加工业，也带动了能源，冶金，建材等重工业，遗憾地是首先拉动了城市的内需，忽略了乡村，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别。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被发现，正在得到纠正。
等待沿海工业文明逐步渗透到内地，将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社会冲突的过程。这个过程历史上曾经有过，但是被内地那些没有耐心等待的饥饿的农民们，用革命的手段给打断了。现在中国似乎又回到了60年前的格局，巨大的城乡差别，已经让中西部那些农民失去耐心了。毛泽东重新热起来，就是一个重大的信号。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各级政府，要关心乡村。
也许启动乡村和小城镇基本建设，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切入点。中国乡村和小城镇基础建设与欧洲乡村和小城镇基础建设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中国可以建设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这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它可以吸收农业剩余人口，可以拉动很多产业，从而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让真正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减少下来。乡村和小城镇基本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利用适当的行政手段，将大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缩小一点。因此启动乡村和小城镇基本建设，也许是当前最具有挑战性的政治经济问题。[2005-9-30]
当前中国的城市与欧洲的城市，差别不是很大，甚至上海超过了汉堡，北京超过了柏林。差别在于乡村。在这里集中了中国主要人口，这些中国人赖以为生的耕地少得可怜，人均两亩左右，北方多一些，南方少一些。即使亩产千斤，两亩地产量总共是一千公斤。粮食平均收购价格是每公斤1.5元。那么一个农民的粮食年收入是1500元，那么这个农民自己不吃饭了？不花钱买化肥农药，运输等等吗？还有各种杂费等等。最后所剩无几，男女农民们处于赤贫状态。这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经济根源。
这个情况大约跟150年前的欧洲乡村差不多，跟100年前的日本乡村差不多。日本现代工业化比欧洲起步晚，但是现在已经追赶了上来。这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一定按照过去别人的时间表，是可以超越的。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进程之中。其速度之快，是欧美日本所不曾有的。工业化冲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强烈的冲动。回顾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基本上也是扫除中国工业化发展障碍，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大办工业的进程。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面，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的确令人敬佩。但是发展之快，不免出现了不平衡，这也是中国这段历史时期最关键的特征。一切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文明演变进程中获得解释。
一方面城市已经到了西方城市现代化的标准，另一方面占中国人口多数的乡村，依旧还很原始。比起30年前，人均土地更少，土地收益更小，于是乡村与城市的差别，中西部农业地区与沿海工业地区的差别，大批廉价的农民工与新兴的资本家阶级的差别，就这样拉出来了。贫富差距一大，于是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来了。这里固然有道德的原因，社会制度的原因，但是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不平衡，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
中国的所谓三农问题是如何破解人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如何破解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的问题，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更不是城市建设占了几亩耕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一条路可走。而这条路的关键也就是土地集约经营的问题，和如何吸收被挤压出来的农业隐形失业人口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确很敏感，历史教科书说土地兼并意味着出现流民，出现流民则意味着造反。农业时代，土地兼并的确制造流民，因为没有新兴的工业吸收这些剩余人口。而工业时代则不同，工业和第三产业不断地吸收农业失业人口，如果按照欧美日本的农业人口比例，我国的这个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从劳动力人口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农业的本质问题，是大量隐形失业的问题。把大量失业人口从乡村那点可怜的耕地里捞出来，给他们找到工作，应该说中国的第一问题，是百年之内的一个长久问题。
中国的近代工业文明，不是从中国农业文明自身出现，而是在沿海地区从西方移植过来。文革之后的经济改革，也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于是沿海地区形成了以出口加工为主，进口原料，出口产品，跟国际市场形成了交换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是跟国内市场，除了使用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联系不太密切。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政府不贬值人民币，沿海出口加工工业遭遇困境。于是积极财政政策被迫出台，以拉动国内市场需求。这个政策，效果十分明显。不仅缓解了出口加工业，也带动了能源，冶金，建材等重工业，遗憾地是首先拉动了城市的内需，忽略了乡村，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别。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被发现，正在得到纠正。
等待沿海工业文明逐步渗透到内地，将是一个漫长的，充满社会冲突的过程。这个过程历史上曾经有过，但是被内地那些没有耐心等待的饥饿的农民们，用革命的手段给打断了。现在中国似乎又回到了60年前的格局，巨大的城乡差别，已经让中西部那些农民失去耐心了。毛泽东重新热起来，就是一个重大的信号。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各级政府，要关心乡村。
也许启动乡村和小城镇基本建设，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切入点。中国乡村和小城镇基础建设与欧洲乡村和小城镇基础建设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中国可以建设的事情简直是太多了。这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它可以吸收农业剩余人口，可以拉动很多产业，从而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让真正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减少下来。乡村和小城镇基本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利用适当的行政手段，将大中城市与乡村的差别，缩小一点。因此启动乡村和小城镇基本建设，也许是当前最具有挑战性的政治经济问题。[200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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