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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三歌小说：海外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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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与人权

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革命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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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病：道德教育权威缺失症

中国病：道德教育权威缺失症

大家都知道，教育小孩子，往往需要借助权威。例如，天打雷，警察来了，之类。因为有些道理，真的无法再用其他道理向小孩子解释清楚，所以只能借助于权威来做强制性声明。声明不是解释。例如教育小孩子不要打别的小朋友。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警察叔叔不高兴，他会把你抓走。其实这样的说法，还是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不可以打别人。只不过用权威迫使小孩子来接受罢了。

一个民族也跟小孩子一样。在道德教育上，权威是不可缺少的。观察西方社会，可以发现西方人的道德教育有一个权威，这就是上帝。而且这个权威是永恒的。为什么是永恒的呢，因为上帝没有七情六欲。也就是说，人类的爱钱爱女人等等坏毛病，在上帝身上都不会存在。上帝本人永远不会变坏。而且上帝不会死亡，永远存在。所以上帝的权威是永恒的。西方世俗社会的总统定期更换，但是精神世界的上帝是永远执政的。

回头再看我们中国的道德教育，似乎缺少西方上帝这样一个权威。记得我小时候的权威是毛主席。做毛主席高兴的事，为毛主席争光，这是我懂事以来接受的最初的观念。这跟基督教“做上帝阅纳的事和荣耀上帝”的意思差不多。但是毛主席后来去世了，接着我们又听说毛主席还有私生活等等，我心中的权威就坍塌了。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但是文革之前的漫长中国历史上，似乎也没有建立起类似上帝这样的一个权威。中国的社会不像西方那样，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有明显的界限，凯萨管凯萨的，上帝管上帝的。中国似乎是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中国的皇帝既是世俗领袖，也是精神领袖。但是中国这种精神世俗合一的结构，无法真正建立起道德教育的权威。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皇帝有七情六欲，他有三宫六院，他每天吃山珍海味。皇帝作为精神领袖，不能服人。所以底层老百姓认为以皇权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说教是虚伪的。

既然认为道德说教是虚伪的，那么就要摆脱道德说教的束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造反者，几乎都是嘲笑孔子的。那么这些造反者信奉什么呢？那就是原始的丛林法则：强者为王。这是中国社会底层暗暗涌动着一个潜流，这个思想潜流几乎没有被历史书记载，但是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他一切学说。如果不弄清楚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潜流，就无法理解中国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暂短地建立起一个精神权威阶段，那就是文革时期。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重精神轻物质的人，他最喜欢“导师”这个称呼。毛泽东凭借他的思想和各级组织，把中国变成一个道德教育大学堂。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吸毒，没有妓女，很少偷窃，很少抢劫。公正地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道德水平比现在高。

但是建立在不能万岁的毛泽东身上的权威，随着他老人家的死亡，迅速动摇了。当毛泽东的组织开始把经济建设也就是挣钱当作中心任务的时候，中国的道德教育的权威就彻底坍塌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各级领导都带头致富，怎么能说服别人克己奉公，任劳任怨，相互友爱呢？再好的道德信条从他们嘴里说出来，都是虚伪的。再大的道德教育运动由他们来领导，都是不起作用的。这是中国社会道德教育的困境，也是中国病的一个类型。解决的办法，就是发挥健康宗教的社会道德教育作用。[2006-7-3]

中国病：第三极缺失症

中国病：第三极缺失症

读了胡星斗先生的贴子《中国病》，很受启发。胡先生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突出症状：官本位，窝里斗，不讲道德，奴性，经验主义和世俗主义。他认为“中国病”的根源在于小农经济、和国家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本人深表同意。过去本人也瞎操心过这个问题，苦苦思考中国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在此我写出来，请胡先生和大家指正。

人所共知的一个常识，就是“三点成一面”，一个稳固的平面至少需要三个点才可以支撑起来，一个点或者两个点都是不稳固的。概括地说，社会总是形成这个局面：比较强势的少数人是一个点，比较弱势的多数人是一个点，政府应该是那个关键的第三点。观察现代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的国家，就可以看到，政府充当了第三点的角色。[我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所有机构]。政府既保护强势集团的利益[维护私有制]，也保护弱势集团的利益[保护工会罢工]。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政府是全体公民的公共调解人和审判官，也就是第三极。

中国的社会状态是，政府总是没有发挥这个第三级的作用。不是站到这一极，就是站到那一极。文革时代，政府站到工农一极，残酷压迫过去的地主资本家和打击潜在的地主资本家。现在政府似乎反过来，站到了新地主资本家一极。我们应该承认，地主资本家的存在是合理的。没有私有制，社会就失去了发展动力。这是从正面和反面双方被证明的历史事实。但是作为本来应该发挥第三极平衡作用的政府来说，如果站到地主资本家强势一极，跟这一极捆在一起，就会让社会平面底下变成富人一极大，穷人一极小，而没有第三极来平衡的失衡状态。

缺少第三极，就是中国社会的典型病态。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这既有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传统的原因，也有文化观念的原因。

中国教科书主流观念，到现在还认为事物只是一分为二的，而不是一分为多的。这个观念把社会的阶层简单地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样两极。这个观念不承认政府的第三级调和作用。这个观念认为政府是代表某一个阶级的专政，要么代表这一级，要么代表那一级。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政府由一群战火中闯荡出来的翻身农民所组成。这个政府延续对富人的仇视，继续残酷压迫甚至消灭被打倒了的富人阶级。社会陷于一个天天不忘阶级斗争的高压状态，无和谐可言。

毛泽东死后，被贫困困扰的中国人民呼吁改革。当时对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个口号，中国人民到达了共识。如果从那个时候起，政府开始发挥社会第三极的平衡作用，那么富人和穷人的分化对立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已经到了沸腾的程度。可惜的是，政府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变成了“只许”一部分人先富。拿土地开发来说，开放商如果看中哪快土地，应该跟土地上的原住民谈判，到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契约为止。这样根本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问题。但是我们的政府是帮助开发商把原住民强行赶走，“只许”政府自己和开发商富裕起来，而不许原住民富裕起来。这样做，弱势群体能没有怨言，没有愤怒，没有反抗吗？这样的社会能和谐吗？

中国病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公平地说，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运动是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下一步的改革，就是政府的改革[这里指广义的政府]。和谐社会无法通过“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样的经济指标来到，而是必须通过超经济的，也就是文化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来做到。[2006-7-1]
参考：
胡星斗《中国病》：http://column.bokee.com/156126.html

近代救国运动的社会学路线与经济学路线

近代救国运动的社会学路线与经济学路线

民国总统黎元洪有一句名言，“吃饭问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到了毛泽东主席，他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自然灾害频繁，时常出现减产绝收，形成饥荒，把受灾农民逼到一个“饿死还是造反”的绝境上。这就是吃饭问题，也就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

吃饭问题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时代，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世界上除了美洲新大陆之外，欧亚旧大陆各国都曾经经历过饥荒导致造反这种绝境。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一国出现饥饿问题，只有一个解决途径，那就是造反，动乱，战争，导致人口减少，重新达到人与农业自然资源的平衡。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农田上多余的劳力转移到新兴的工业上，制造出大量工业产品，参与更大更远的市场交换，用工业产品换回粮食。从此工业文明国家彻底解决了饥荒问题。

如果不走出农业文明时代，造反只好无穷无尽地循环下去。而在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饥民造反”与“发展工商”两条道路是并行的。“造反”注重分配，是一种社会学解决办法。虽然不能彻底解决饥饿问题，但是见效快，激进而浪漫。而发展工商，走进工业文明的大门，注重增加社会财富，则是一种经济学解决办法，也就是所谓的“实业救国”路线。虽然可以彻底解决饥饿问题，但是这个办法，琐碎而保守，见效比较慢，所以激进浪漫的社会学家和饥饿的农民等不及，他们更喜欢造反。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应该说代表了一条“实业救国”发展路线，后来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这条路线，并在台湾开花结果。如果不出现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大陆也肯定不会偏离“实业救国”这条发展路线。但是中国的发展，意味着跟日本的竞争，日本为了抑制中国的发展，发动了侵华战争，打断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国工业化受到严重的挫折。中国饥饿的农民等不及了。他们看到了一面造反的红旗，于是就跟随而去了。

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饥民造反”这条社会学解决方案。毛泽东路线的最吸引饥民的地方，是劫富济贫，见效非常快，一夜之间就可以翻身致富，这自然受到没有出路的饥饿的农民的拥护。因为战争破坏了城市经济，没有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吸收这些农地上多余劳力，于是这些饥肠辘辘的劳力转而投入毛泽东率领的劫富济贫队伍。最终，上个世纪“劫富济贫”路线战胜了“实业救国”路线，社会学解决办法战胜了经济学解决办法。

但是“造反”只能暂时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而无法解决如何增加被分配的财富这个问题。分配方法再公正，要是没有财富可分，也无济于事。所以，从造反路线回到实业救国路线，是迟早要发生的。毛泽东死后，邓小平重新上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去增加社会财富，力图把中国推进工业化文明社会。这是一次正确的历史选择。

但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虽然能够增加社会总财富，但是毕竟不能解决社会和谐分配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采取某些社会福利措施，救助那些老弱病残的，无力参加竞争的人们。但是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政府不像政府，政府把自己也办成了企业，用政府的强权去垄断市场。一方面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一方面也无暇顾及那些应该得到社会福利救助的人们。于是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少数霸权富人与广大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的对立。

单纯的社会学方法与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恐怕都有偏颇。最好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近年来提倡“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希望这是一条健康的社会经济学救国路线。[2006/6/27]

让富人穷下来，是经济学家的责任吗？

最近网上开了一个评论专题，叫做《我们为什么骂林毅夫》，罗列了林毅夫两大罪状，一个是他说个人所得税改革不要带仇富心理，另外一个他说中国贫富差距关键是穷人太穷。我看了跟贴的评论，确实批评他的很多，恶毒谩骂他的也不少。

而在这个专题上，聪明的编辑把林毅夫教授的帮助穷人致富的中国新农村建设理论，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一番。林毅夫教授认为，要运用政府干预手段，投资农村基本建设，一是可以给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逐步减少耕地上的农民，二是可以拉动中国的内需，让中国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我认为林教授的政策建议很不错。在德国，如果你走进任何一家百货商场，都会看到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而德国本地的失业率则创下二战之后历史新纪录。据说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都出现类似的情况。欧洲现在开始用反倾销手段抵制中国商品，用以维护社会的稳定。这个现象说明中国出口商品将告别高速增长的美好时代，将要进入了一个缓慢增长的阶段。

虽然中国制造的商品占领了大部分西方消费品市场，但是中国的13亿人口，仍然还有60%生活在乡村，在人均不到两亩耕地上，过着传统小农经济生活。人均不到两亩的耕地，除了自己吃的，能够出售的商品粮换不来几个钱。这是中国农民贫穷的根源。即使在发达的美国和西欧，如果你让那里的农民也是一个人耕种两亩土地，同样会出现中国那样的三农问题。只有把有限的耕地上的多余农民捞出来，推到工业和第三产业上去，才是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出路。

怎样实现呢？依靠对外加工的订单，扩大生产，逐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吗？这个吸引力已经接近饱和了。那么启动内需，应该是唯一的选择。前不久美国财长访问中国，磋商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的时候，也建议中国要少存钱多花钱的启动内需政策。我相信这个建议是开明的，不是阴谋。林毅夫教授的理论比美国财长的建议提出要早很多。他建议从农村的公共服务基本建设开始启动中国的内需，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萧条。也许还有比林毅夫更好的理论。但是，林毅夫把目光盯在消除中国城乡差别这个最大的贫富差别上，我认为他是有良心的。

审查一下富人的钱是不是好来的，然后把他们的钱拿过来，分给穷人，这是经济学家做的事吗？这是政治家要做的事情。让人富起来，是经济学家做的事情。而林毅夫选择了如何让穷人富起来这个难题。而让富人穷下来，无论如何不是经济学家做的事情。我们不要苛求经济学家林毅夫。

当然林毅夫教授的言论的确有些偏激，容易让人们误解。但是大家冷静下来，好好看看林毅夫到底在想什么，就不会骂他了。有一个网友写了这样一段话：本来也想来骂林毅夫，但是进来一看，发现他说的挺有道理。其实，我也是这种感受。

社会存在着不公平，的确需要斗争，公平是斗争出来的。欧美劳动阶级的高收入，也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罢工斗争出来的。但那是工会的事情。真的不是经济学家的事情。经济学家可以表白自己的态度。应该允许经济学家像马克思那样支持穷人起来斗争，也应该允许经济学家像基督徒那样，教导人们看见别人的好房子和肥驴，不要眼红。不要因为经济学家的一两句话就上纲上线。看到评论中的那些谩骂，我在想，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林毅夫的小命一定完蛋了。不要啊，宽容一些吧！[2005-10-28]

中国农民的纳税人意识

财政包干的体制，让县乡政府的财政穷的捉襟见肘。胆子大的，背着上级政府，指派各村的干部收费，甚至乱收费。遇到像余兰芳这样的村干部不合作的，乡政府只好亲自征收。

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只挣工分，交公粮是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事情。就像城里的工人那样，上交利润是单位领导的事情，后来利改税，变成交税，但是征税的过程跟工人们依然不直接发生关系。当今的中国乡村的收费，因为土地承包到户，所以要挨家挨户把钱从农民的腰包里扣出来。这个过程，让农民想到了，这本是我的钱，但是我上交给了村里，乡里，县里。这钱是不是该收？如果不该收，我就抵抗，如果该收，我也要弄明白这钱是怎么花的。你村委会，乡政府，花的钱都是我们的。这是典型的纳税人意识。收费越多，这种意识越浓厚。因为有了自己的钱的概念，一部分人消极躲避，但是大部分农民善良而理智地正视这些收费，对于不合理的收费，敢于抵制，对于合理的收费，也关心这些钱是如何开支出去的，要求账目公开，民主理财。这种纳税人的意识，是现实主义民主的基础，而不是浪漫主义民主的幻想。

县乡政府的本意并不是想积极培养中国农民的民主意识，但是过多地收费与乱收费，意外地把中国农户变成了纳税人。加上中国有一部积极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教会了中国农民村级民主的道理。虽然还没有村委会组织法类似的乡政府组织法，但是乡政府的频繁收费，让乡村人认为，你乡长屁股坐的小汽车，是我们大伙的。因此，对乡村政府的一些做法，乡亲们敢于顶撞，敢于过问。不服气的，敢于一层一层上访告状。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农民推举自己的代表竞选人大代表，甚至农民自己亲自参与竞选。

对于公共财政开支的关注与行使赞同或否决的权利，是纳税人的天然意识。因为这些钱是纳税人出的，因此纳税人认为自己有权利发表意见和进行表决。这种关心纳税去向的意识不需要什么民主教育，人人天生就明白。纳税越多的人，对公共财政开支越关心。而纳税越广泛的阶层，也是对公共财政开支越关心的阶层。欧洲历史上民主运动，几乎都是跟纳税有关系。

仔细观察我国众多的农民上访事件，不再是为了吃饱一口饭的问题，而是为了抗争不合理的收费，和维护作为纳税人的权利。他们不再是乞讨皇恩，感恩戴德的草民，而是意识到自己权利的公民。由于中国农民被迫成为中国第一批直接纳税人群体，于是他们也被迫成为中国第一批具有纳税人意识的公民群体，也是最具有现代民主社会公民觉悟的群体。今天村民对村委会的财政的关注超过了城里人对市政府财政的关注。城里人，甚至很多精英分子，他们不上税，或者不知道上税，没有体会过交税的过程，也就没有上税的意识。他们很少用纳税人的头脑来考虑问题。因此用民主社会公民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还没有中国农民的公民意识与公民人格完整。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也告诉我们，文明的社会必定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民主就是公民们努力劳动，创造财富，依法交税，并选举和监督政府如何去花纳税人交上来的钱。在西方，老百姓并不把民主挂在嘴边上，而喜欢说自己是纳税人。纳税人的概念，说明了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也说明了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是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但是农民并不是民主政治的负担。欧洲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就是在瑞士农民中诞生的。今天中国农民的纳税人意识的启蒙与发展，告诉我们在农民占多数的中国，仍然有可能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村级民主的实践，虽然困难重重，但是随着农民纳税人的意识觉醒，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适当的时候，应该向乡镇一级和县一级民主发展。中国多一些姚立法这样的人大代表，就会少一些贪官污吏，就会增加一分社会稳定，就会多一分政治文明。
[2004-7-13初稿][2005-10-25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