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道德教育权威缺失症

中国病：道德教育权威缺失症

大家都知道，教育小孩子，往往需要借助权威。例如，天打雷，警察来了，之类。因为有些道理，真的无法再用其他道理向小孩子解释清楚，所以只能借助于权威来做强制性声明。声明不是解释。例如教育小孩子不要打别的小朋友。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警察叔叔不高兴，他会把你抓走。其实这样的说法，还是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不可以打别人。只不过用权威迫使小孩子来接受罢了。

一个民族也跟小孩子一样。在道德教育上，权威是不可缺少的。观察西方社会，可以发现西方人的道德教育有一个权威，这就是上帝。而且这个权威是永恒的。为什么是永恒的呢，因为上帝没有七情六欲。也就是说，人类的爱钱爱女人等等坏毛病，在上帝身上都不会存在。上帝本人永远不会变坏。而且上帝不会死亡，永远存在。所以上帝的权威是永恒的。西方世俗社会的总统定期更换，但是精神世界的上帝是永远执政的。

回头再看我们中国的道德教育，似乎缺少西方上帝这样一个权威。记得我小时候的权威是毛主席。做毛主席高兴的事，为毛主席争光，这是我懂事以来接受的最初的观念。这跟基督教“做上帝阅纳的事和荣耀上帝”的意思差不多。但是毛主席后来去世了，接着我们又听说毛主席还有私生活等等，我心中的权威就坍塌了。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但是文革之前的漫长中国历史上，似乎也没有建立起类似上帝这样的一个权威。中国的社会不像西方那样，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有明显的界限，凯萨管凯萨的，上帝管上帝的。中国似乎是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中国的皇帝既是世俗领袖，也是精神领袖。但是中国这种精神世俗合一的结构，无法真正建立起道德教育的权威。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皇帝有七情六欲，他有三宫六院，他每天吃山珍海味。皇帝作为精神领袖，不能服人。所以底层老百姓认为以皇权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说教是虚伪的。

既然认为道德说教是虚伪的，那么就要摆脱道德说教的束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造反者，几乎都是嘲笑孔子的。那么这些造反者信奉什么呢？那就是原始的丛林法则：强者为王。这是中国社会底层暗暗涌动着一个潜流，这个思想潜流几乎没有被历史书记载，但是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他一切学说。如果不弄清楚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潜流，就无法理解中国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暂短地建立起一个精神权威阶段，那就是文革时期。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重精神轻物质的人，他最喜欢“导师”这个称呼。毛泽东凭借他的思想和各级组织，把中国变成一个道德教育大学堂。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吸毒，没有妓女，很少偷窃，很少抢劫。公正地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道德水平比现在高。

但是建立在不能万岁的毛泽东身上的权威，随着他老人家的死亡，迅速动摇了。当毛泽东的组织开始把经济建设也就是挣钱当作中心任务的时候，中国的道德教育的权威就彻底坍塌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各级领导都带头致富，怎么能说服别人克己奉公，任劳任怨，相互友爱呢？再好的道德信条从他们嘴里说出来，都是虚伪的。再大的道德教育运动由他们来领导，都是不起作用的。这是中国社会道德教育的困境，也是中国病的一个类型。解决的办法，就是发挥健康宗教的社会道德教育作用。[2006-7-3]

中国病：第三极缺失症

中国病：第三极缺失症

读了胡星斗先生的贴子《中国病》，很受启发。胡先生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突出症状：官本位，窝里斗，不讲道德，奴性，经验主义和世俗主义。他认为“中国病”的根源在于小农经济、和国家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本人深表同意。过去本人也瞎操心过这个问题，苦苦思考中国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在此我写出来，请胡先生和大家指正。

人所共知的一个常识，就是“三点成一面”，一个稳固的平面至少需要三个点才可以支撑起来，一个点或者两个点都是不稳固的。概括地说，社会总是形成这个局面：比较强势的少数人是一个点，比较弱势的多数人是一个点，政府应该是那个关键的第三点。观察现代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的国家，就可以看到，政府充当了第三点的角色。[我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所有机构]。政府既保护强势集团的利益[维护私有制]，也保护弱势集团的利益[保护工会罢工]。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政府是全体公民的公共调解人和审判官，也就是第三极。

中国的社会状态是，政府总是没有发挥这个第三级的作用。不是站到这一极，就是站到那一极。文革时代，政府站到工农一极，残酷压迫过去的地主资本家和打击潜在的地主资本家。现在政府似乎反过来，站到了新地主资本家一极。我们应该承认，地主资本家的存在是合理的。没有私有制，社会就失去了发展动力。这是从正面和反面双方被证明的历史事实。但是作为本来应该发挥第三极平衡作用的政府来说，如果站到地主资本家强势一极，跟这一极捆在一起，就会让社会平面底下变成富人一极大，穷人一极小，而没有第三极来平衡的失衡状态。

缺少第三极，就是中国社会的典型病态。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这既有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传统的原因，也有文化观念的原因。

中国教科书主流观念，到现在还认为事物只是一分为二的，而不是一分为多的。这个观念把社会的阶层简单地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样两极。这个观念不承认政府的第三级调和作用。这个观念认为政府是代表某一个阶级的专政，要么代表这一级，要么代表那一级。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政府由一群战火中闯荡出来的翻身农民所组成。这个政府延续对富人的仇视，继续残酷压迫甚至消灭被打倒了的富人阶级。社会陷于一个天天不忘阶级斗争的高压状态，无和谐可言。

毛泽东死后，被贫困困扰的中国人民呼吁改革。当时对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个口号，中国人民到达了共识。如果从那个时候起，政府开始发挥社会第三极的平衡作用，那么富人和穷人的分化对立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已经到了沸腾的程度。可惜的是，政府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变成了“只许”一部分人先富。拿土地开发来说，开放商如果看中哪快土地，应该跟土地上的原住民谈判，到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契约为止。这样根本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问题。但是我们的政府是帮助开发商把原住民强行赶走，“只许”政府自己和开发商富裕起来，而不许原住民富裕起来。这样做，弱势群体能没有怨言，没有愤怒，没有反抗吗？这样的社会能和谐吗？

中国病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公平地说，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运动是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下一步的改革，就是政府的改革[这里指广义的政府]。和谐社会无法通过“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样的经济指标来到，而是必须通过超经济的，也就是文化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来做到。[2006-7-1]
参考：
胡星斗《中国病》：http://column.bokee.com/1561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