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道德教育权威缺失症

中国病：道德教育权威缺失症

大家都知道，教育小孩子，往往需要借助权威。例如，天打雷，警察来了，之类。因为有些道理，真的无法再用其他道理向小孩子解释清楚，所以只能借助于权威来做强制性声明。声明不是解释。例如教育小孩子不要打别的小朋友。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警察叔叔不高兴，他会把你抓走。其实这样的说法，还是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不可以打别人。只不过用权威迫使小孩子来接受罢了。

一个民族也跟小孩子一样。在道德教育上，权威是不可缺少的。观察西方社会，可以发现西方人的道德教育有一个权威，这就是上帝。而且这个权威是永恒的。为什么是永恒的呢，因为上帝没有七情六欲。也就是说，人类的爱钱爱女人等等坏毛病，在上帝身上都不会存在。上帝本人永远不会变坏。而且上帝不会死亡，永远存在。所以上帝的权威是永恒的。西方世俗社会的总统定期更换，但是精神世界的上帝是永远执政的。

回头再看我们中国的道德教育，似乎缺少西方上帝这样一个权威。记得我小时候的权威是毛主席。做毛主席高兴的事，为毛主席争光，这是我懂事以来接受的最初的观念。这跟基督教“做上帝阅纳的事和荣耀上帝”的意思差不多。但是毛主席后来去世了，接着我们又听说毛主席还有私生活等等，我心中的权威就坍塌了。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但是文革之前的漫长中国历史上，似乎也没有建立起类似上帝这样的一个权威。中国的社会不像西方那样，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有明显的界限，凯萨管凯萨的，上帝管上帝的。中国似乎是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中国的皇帝既是世俗领袖，也是精神领袖。但是中国这种精神世俗合一的结构，无法真正建立起道德教育的权威。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皇帝有七情六欲，他有三宫六院，他每天吃山珍海味。皇帝作为精神领袖，不能服人。所以底层老百姓认为以皇权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说教是虚伪的。

既然认为道德说教是虚伪的，那么就要摆脱道德说教的束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造反者，几乎都是嘲笑孔子的。那么这些造反者信奉什么呢？那就是原始的丛林法则：强者为王。这是中国社会底层暗暗涌动着一个潜流，这个思想潜流几乎没有被历史书记载，但是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他一切学说。如果不弄清楚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潜流，就无法理解中国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暂短地建立起一个精神权威阶段，那就是文革时期。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重精神轻物质的人，他最喜欢“导师”这个称呼。毛泽东凭借他的思想和各级组织，把中国变成一个道德教育大学堂。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吸毒，没有妓女，很少偷窃，很少抢劫。公正地说，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道德水平比现在高。

但是建立在不能万岁的毛泽东身上的权威，随着他老人家的死亡，迅速动摇了。当毛泽东的组织开始把经济建设也就是挣钱当作中心任务的时候，中国的道德教育的权威就彻底坍塌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各级领导都带头致富，怎么能说服别人克己奉公，任劳任怨，相互友爱呢？再好的道德信条从他们嘴里说出来，都是虚伪的。再大的道德教育运动由他们来领导，都是不起作用的。这是中国社会道德教育的困境，也是中国病的一个类型。解决的办法，就是发挥健康宗教的社会道德教育作用。[2006-7-3]

中国病：第三极缺失症

中国病：第三极缺失症

读了胡星斗先生的贴子《中国病》，很受启发。胡先生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突出症状：官本位，窝里斗，不讲道德，奴性，经验主义和世俗主义。他认为“中国病”的根源在于小农经济、和国家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本人深表同意。过去本人也瞎操心过这个问题，苦苦思考中国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在此我写出来，请胡先生和大家指正。

人所共知的一个常识，就是“三点成一面”，一个稳固的平面至少需要三个点才可以支撑起来，一个点或者两个点都是不稳固的。概括地说，社会总是形成这个局面：比较强势的少数人是一个点，比较弱势的多数人是一个点，政府应该是那个关键的第三点。观察现代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的国家，就可以看到，政府充当了第三点的角色。[我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所有机构]。政府既保护强势集团的利益[维护私有制]，也保护弱势集团的利益[保护工会罢工]。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政府是全体公民的公共调解人和审判官，也就是第三极。

中国的社会状态是，政府总是没有发挥这个第三级的作用。不是站到这一极，就是站到那一极。文革时代，政府站到工农一极，残酷压迫过去的地主资本家和打击潜在的地主资本家。现在政府似乎反过来，站到了新地主资本家一极。我们应该承认，地主资本家的存在是合理的。没有私有制，社会就失去了发展动力。这是从正面和反面双方被证明的历史事实。但是作为本来应该发挥第三极平衡作用的政府来说，如果站到地主资本家强势一极，跟这一极捆在一起，就会让社会平面底下变成富人一极大，穷人一极小，而没有第三极来平衡的失衡状态。

缺少第三极，就是中国社会的典型病态。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这既有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传统的原因，也有文化观念的原因。

中国教科书主流观念，到现在还认为事物只是一分为二的，而不是一分为多的。这个观念把社会的阶层简单地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样两极。这个观念不承认政府的第三级调和作用。这个观念认为政府是代表某一个阶级的专政，要么代表这一级，要么代表那一级。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政府由一群战火中闯荡出来的翻身农民所组成。这个政府延续对富人的仇视，继续残酷压迫甚至消灭被打倒了的富人阶级。社会陷于一个天天不忘阶级斗争的高压状态，无和谐可言。

毛泽东死后，被贫困困扰的中国人民呼吁改革。当时对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个口号，中国人民到达了共识。如果从那个时候起，政府开始发挥社会第三极的平衡作用，那么富人和穷人的分化对立不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已经到了沸腾的程度。可惜的是，政府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变成了“只许”一部分人先富。拿土地开发来说，开放商如果看中哪快土地，应该跟土地上的原住民谈判，到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契约为止。这样根本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问题。但是我们的政府是帮助开发商把原住民强行赶走，“只许”政府自己和开发商富裕起来，而不许原住民富裕起来。这样做，弱势群体能没有怨言，没有愤怒，没有反抗吗？这样的社会能和谐吗？

中国病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公平地说，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运动是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下一步的改革，就是政府的改革[这里指广义的政府]。和谐社会无法通过“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这样的经济指标来到，而是必须通过超经济的，也就是文化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来做到。[2006-7-1]
参考：
胡星斗《中国病》：http://column.bokee.com/156126.html

近代救国运动的社会学路线与经济学路线

近代救国运动的社会学路线与经济学路线

民国总统黎元洪有一句名言，“吃饭问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到了毛泽东主席，他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自然灾害频繁，时常出现减产绝收，形成饥荒，把受灾农民逼到一个“饿死还是造反”的绝境上。这就是吃饭问题，也就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

吃饭问题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时代，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世界上除了美洲新大陆之外，欧亚旧大陆各国都曾经经历过饥荒导致造反这种绝境。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一国出现饥饿问题，只有一个解决途径，那就是造反，动乱，战争，导致人口减少，重新达到人与农业自然资源的平衡。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农田上多余的劳力转移到新兴的工业上，制造出大量工业产品，参与更大更远的市场交换，用工业产品换回粮食。从此工业文明国家彻底解决了饥荒问题。

如果不走出农业文明时代，造反只好无穷无尽地循环下去。而在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饥民造反”与“发展工商”两条道路是并行的。“造反”注重分配，是一种社会学解决办法。虽然不能彻底解决饥饿问题，但是见效快，激进而浪漫。而发展工商，走进工业文明的大门，注重增加社会财富，则是一种经济学解决办法，也就是所谓的“实业救国”路线。虽然可以彻底解决饥饿问题，但是这个办法，琐碎而保守，见效比较慢，所以激进浪漫的社会学家和饥饿的农民等不及，他们更喜欢造反。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应该说代表了一条“实业救国”发展路线，后来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这条路线，并在台湾开花结果。如果不出现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大陆也肯定不会偏离“实业救国”这条发展路线。但是中国的发展，意味着跟日本的竞争，日本为了抑制中国的发展，发动了侵华战争，打断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国工业化受到严重的挫折。中国饥饿的农民等不及了。他们看到了一面造反的红旗，于是就跟随而去了。

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饥民造反”这条社会学解决方案。毛泽东路线的最吸引饥民的地方，是劫富济贫，见效非常快，一夜之间就可以翻身致富，这自然受到没有出路的饥饿的农民的拥护。因为战争破坏了城市经济，没有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吸收这些农地上多余劳力，于是这些饥肠辘辘的劳力转而投入毛泽东率领的劫富济贫队伍。最终，上个世纪“劫富济贫”路线战胜了“实业救国”路线，社会学解决办法战胜了经济学解决办法。

但是“造反”只能暂时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而无法解决如何增加被分配的财富这个问题。分配方法再公正，要是没有财富可分，也无济于事。所以，从造反路线回到实业救国路线，是迟早要发生的。毛泽东死后，邓小平重新上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去增加社会财富，力图把中国推进工业化文明社会。这是一次正确的历史选择。

但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虽然能够增加社会总财富，但是毕竟不能解决社会和谐分配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采取某些社会福利措施，救助那些老弱病残的，无力参加竞争的人们。但是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政府不像政府，政府把自己也办成了企业，用政府的强权去垄断市场。一方面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一方面也无暇顾及那些应该得到社会福利救助的人们。于是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少数霸权富人与广大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的对立。

单纯的社会学方法与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恐怕都有偏颇。最好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近年来提倡“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希望这是一条健康的社会经济学救国路线。[2006/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