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救国运动的社会学路线与经济学路线

近代救国运动的社会学路线与经济学路线

民国总统黎元洪有一句名言，“吃饭问题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到了毛泽东主席，他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自然灾害频繁，时常出现减产绝收，形成饥荒，把受灾农民逼到一个“饿死还是造反”的绝境上。这就是吃饭问题，也就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

吃饭问题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时代，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世界上除了美洲新大陆之外，欧亚旧大陆各国都曾经经历过饥荒导致造反这种绝境。在工业文明出现之前，一国出现饥饿问题，只有一个解决途径，那就是造反，动乱，战争，导致人口减少，重新达到人与农业自然资源的平衡。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农田上多余的劳力转移到新兴的工业上，制造出大量工业产品，参与更大更远的市场交换，用工业产品换回粮食。从此工业文明国家彻底解决了饥荒问题。

如果不走出农业文明时代，造反只好无穷无尽地循环下去。而在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饥民造反”与“发展工商”两条道路是并行的。“造反”注重分配，是一种社会学解决办法。虽然不能彻底解决饥饿问题，但是见效快，激进而浪漫。而发展工商，走进工业文明的大门，注重增加社会财富，则是一种经济学解决办法，也就是所谓的“实业救国”路线。虽然可以彻底解决饥饿问题，但是这个办法，琐碎而保守，见效比较慢，所以激进浪漫的社会学家和饥饿的农民等不及，他们更喜欢造反。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应该说代表了一条“实业救国”发展路线，后来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这条路线，并在台湾开花结果。如果不出现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大陆也肯定不会偏离“实业救国”这条发展路线。但是中国的发展，意味着跟日本的竞争，日本为了抑制中国的发展，发动了侵华战争，打断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国工业化受到严重的挫折。中国饥饿的农民等不及了。他们看到了一面造反的红旗，于是就跟随而去了。

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饥民造反”这条社会学解决方案。毛泽东路线的最吸引饥民的地方，是劫富济贫，见效非常快，一夜之间就可以翻身致富，这自然受到没有出路的饥饿的农民的拥护。因为战争破坏了城市经济，没有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吸收这些农地上多余劳力，于是这些饥肠辘辘的劳力转而投入毛泽东率领的劫富济贫队伍。最终，上个世纪“劫富济贫”路线战胜了“实业救国”路线，社会学解决办法战胜了经济学解决办法。

但是“造反”只能暂时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而无法解决如何增加被分配的财富这个问题。分配方法再公正，要是没有财富可分，也无济于事。所以，从造反路线回到实业救国路线，是迟早要发生的。毛泽东死后，邓小平重新上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去增加社会财富，力图把中国推进工业化文明社会。这是一次正确的历史选择。

但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虽然能够增加社会总财富，但是毕竟不能解决社会和谐分配问题。这就需要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采取某些社会福利措施，救助那些老弱病残的，无力参加竞争的人们。但是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政府不像政府，政府把自己也办成了企业，用政府的强权去垄断市场。一方面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一方面也无暇顾及那些应该得到社会福利救助的人们。于是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少数霸权富人与广大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的对立。

单纯的社会学方法与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恐怕都有偏颇。最好社会公正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近年来提倡“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希望这是一条健康的社会经济学救国路线。[2006/6/27]